农民工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这次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春运期间这个群体为一张回家的车票发愁，而是因为这个“农民工”称谓本身——据媒体报道，正在深圳举行的深圳市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多位人大代表议案要求以“援建者”替代“农民工”。

其实，要求取消“农民工”的称呼而代之以其他称谓，深圳并不是第一家，也不是唯一一家，如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不久前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此前不少律师也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成分，不利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请国务院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府行文中变更“农民工”称谓。为什么要取消“农民工”的称谓？从公开的报道来看，农民工之所以要被取消是因为“农民工”是一种歧视性的称谓。那么，禁止称“农民工”就能够制止事实上对这个群体的歧视吗？恐怕不能。为此，有网友戏称，如果农民工在未能享有和普通市民一样的待遇之前，就是称其为“上帝工”也照样没用。

不得不说，民间的智慧是强大的。农民工之所以受到歧视，并不是因为其称谓上。因为农民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工人也不是。那为何农民工就成为一个具有歧视性的词语？这可能还要从中国城乡分离的二元制度谈起。将人群划分为工人和农民这两个群体，是计划经济的本质使然。在这个二元制度中，作为城市居民主体的工人和农村居民享有着完全不同的公共福利，之所以要区分工人和农民，并不是职业分配使然，而是为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给城市居民提供廉价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

计划经济不存在了，农民也不必固定在土地上，他们也可以作为劳动力而在市场上自由务工。但是由于制度的惯性和户籍原因，农民工和工人的二元划分却依然存在，只不过工人一词已经不大使用——大多被称为“市民”。于是原来的农民和工人的区分在现代社会就被农民工和市民而取代了：农民工——虽然从事的是工人的工作，但并不是其所在工作城市的居民，他们当然不能享受和当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于是，他们的子女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而他们子女所就业的学校也是“农民工子弟学校”。

如果从纯粹经济的角度分析，农民工之所以受到歧视，还和中国充裕的劳动力有关——对，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口红利。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劳动力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而工作岗位有限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待遇当然不可能很高。于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农区分就通过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规律而得到了固化，外来务工者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居民——尽管很多城市的发展与外来务工者的辛苦劳作密不可分，但是这个城市的政府和原有的群体却不大欢迎他们。或者说是虽然在口头上欢迎，但是面对这些外来务工者要求和本地居民享有相当的公共服务时，户籍就成为一个划分两者的鸿沟。我们以深圳为例，这个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常住人口为1100万，但是户籍人口却只有400万！这意味着大量的外来务工者无法享受和本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尽管他们也在为深圳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资源总是稀缺的，即便是原先供应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也是如此。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老去，新一代的农民工再也不愿意从事和其父辈相同的工作，“民工荒”已经在中国不少地区出现。用工荒的出现，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劳动力的用工成本上升，农民工再也不像10年前一样任意由雇主打扮。相反，他也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挑挑拣拣——挑不同的区域，挑不同的工种，挑不同的老板……

问题于是出现，如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作支撑，那么政府和企业再大的投资也不能拉动经济增长。于是，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在这几年中有了微妙的变化，要求取消“农民工”称呼而代之以其他称号就是这个大潮中的一个浪花。但是，取消“农民工”的称呼真的这么重要？对于绝大多数的外来务工者而言，农民工这个词对他们的伤害并不是很大，更大的伤害在于他们为这个城市的生活付出了诸多努力，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和当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

或许有人会很友善地说，仅凭他们的收入在大城市中很难生活。这话没错，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在大城市中生活，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在大城市中生活。但是需要铭记的是，愿不愿意在城市中生活，这是外来务工者的自我选择，能不能给外来务工者提供和本地居民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如子女教育，却是需要由外来务工者所在的城市来提供。当劳动力市场转为卖方市场之后，务工者必然会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进行选择，选择那些更适合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如果城市里的主政者和居民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外来务工者将会用脚投票做出自己的选择。其实，对于很多已经迈入老龄化的城市而言，外来务工者的加入尤为重要——如果没有劳动力的补充，那么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体系就会遇到很大的危机。从这个角度而言，善待农民工，就是善待一个城市的未来。

我们城市的主政者是否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愿意为此改进？从目前来看，这并不容乐观。于是，这么一个事关中国城市化和经济转型的重大问题最后就沦为要不要取消“农民工”称谓这样的不痛不痒的议题上。

作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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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手记

在金融危机和“阿拉伯之春”的冲击下，欧美同盟关系在它们内部变得混乱。在法国国防部的资金支持下，兰德公司对同盟关系进行研究，并得出美欧属于“自然同盟”类型，但尽管是自然同盟，美欧的制度化伙伴关系，还是要向一个非正式、非排他性的、包容各自差异方向发展。

下面是4个海外智库编译。  当面临永久性、而非暂时性的冲击时，石油出口国应该节约投资、增加储蓄。同时，如果本国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则应增加投资、减少储蓄。因而，石油出口国应保持贸易部门稳定。  全球银行体系变得越加没法独善其身，发达国家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大，发展中国家却是相反。  有学者对中国经济恢复平衡提出质疑，原因是中国的零售额数据不能代表中国的私人消费。  擅长研究一国国内政治的布鲁金斯学会，在2012年年初出版了《中国试点》，以地方政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地方政府如何创新推动经济和政治发展，值得国人关注。

以政治角度看人民币汇率，人民币与美元、日元关联较大，与欧元则无过多交集。人民币要想走出政治匝道并逃离日元的命运，必须在少树敌的同时，不求虚名务实前进。

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一个实在做法是，将融资主体变成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直接融资显现债务。

无论是食品安全，还是校车安全，都涉及到政府制定一个标准。对此，要有两个理性的观点：标准需要妥协，以及标准是成本和效用的权衡。只有确保了这两点，标准才不会假大空。

中国网络舆论有三个变化：民生问题压倒民 族问题，网络社会力开始崛起，缺乏网络化的治理者。对此，政府合理的治理路径应该遵循“网民－市场—社会—政府”这个顺序，而不是相反。

欢迎各位订阅者登录思想库博客think.sifl.org发表评论，与更多人分享观点。

附通告一则

由于国家法定年假，《思想库报告》停更两周，即1月23日和1月30日的将不出《思想库报告》。同时，《思想库报告》将于2月6日正常发布。

小编提前祝福各位读者，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目录

国际关系

21世纪的同盟——对美欧伙伴关系的启示

海外智库编译

石油出口国的困境：储蓄多少？投资多少？

随着时间变迁，全球银行体系变得越加脆弱了吗？

小心错误的再平衡论

中国试点——从地方创新到举国改革

宏观经济与金融

2012年：人民币驶入政治性升值通道

债务主体不明，违规担保不绝

公民社会

食品标准就该是妥协的产物

校车安全标准须是利益和效用的权衡

中国网络舆论的三大变化

《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长期聚焦于中国公共政策的各个领域，采用跨学科研究的视角，为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提供了大量智识，成为与中国共同成长的思想力量。更多内容请登录思想库独立博客think.sif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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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经历了春、冬两个连跌的刹车示警，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动能已然不足，确保升值依靠的是不断加大的政治油门。新的一年是全球大选政治年，各大国际货币加剧彼此倾轧、竞逐与闪避，于此复杂路况中，人民币国际化不仅要求得经济解，更要追求政治解，可以说，已然驶入国际货币政治的匝道。

汇率操纵与升值——中美货币纠结

年前，美国国会会议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随之，人民币兑美元的水平便历史性地升至6.31:1。中国究竟是汇率操纵国，还是"被"操纵国？

去年四月，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上海外汇交易中心出现了人民币兑美元的三日连跌，入冬出现了十日连跌。这表明，作为最大买家和最高出价者的人民银行一旦放弃买入美元，哪怕是一个交易日，市场即出现本币下跌。进而表明，当前的汇率水平恰恰是央行买入式干预与操纵的结果。

中国央行通过自身无限制的本币创造来无限制地购买美元外汇，制造出越来越高的本币对美元的汇率水平。这样的汇率形成机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汇率升值操纵。

但在美方看来，只要汇率升值，即不算操纵，一旦汇率贬值，即被定义为"汇率操纵"。非但如此，只要升值缓慢、迟疑，有所动摇，美方即会一再重申官方的深刻忧虑与民间的强烈质疑，美国舆论也强力声讨，大肆拉抬所谓民意，更有政客甚或放胆进行立法威胁。

问题简单了，是否以及如何操纵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必须是单边升值。依此逻辑，人民币"被"升值了，中国全然不是所谓的"汇率操纵国"，而沦为彻头彻尾的"汇率被操纵国"。究竟谁在操纵人民币汇率？这顶大帽子不论扣在中美两国谁的头上，都够纠结的。我们只能说，这是中美两国货币政治博弈的结果。

全球大选之年，人民币将继续升值

三十年前，中国"外汇饥渴"；三十年後，外汇过剩了，无论是从贸易视角来审视，还是从货币口径来解读，央行买入的美元确实够多了。从上海外汇交易中心的视角看，不难理解，本币持续升值，导致境外美元涌入，场内美元卖盘增加，央行照单全收，本币投放自然过量。本币升值策略是饮鸩止渴，它减少本期本币投放，却引致下期本币放量投放。唯有本币贬值，才能导引场内美元买盘增加，热钱出逃，央行惜买，甚或售出美元，本币始得大量回笼。这是经济账，比较简易，但政治账，颇为复杂，两本账统在一起，就不免又要纠结了。

去年两连跌後，本币升值的经济预期破掉了，央行仍拉抬本币汇价，实为"政治性升值"。究其原因，大体有五：

（1）稳固本币。如果央行停购美元，本币贬值预期形成，引发购汇狂潮，动摇本币稳定，不如以升值固守本币。 （2）外部形象。全球货币体系大厦将倾，欧元骨折，美元瘫软，人民币如贬值，即成破"局"者，众怒难犯，不如顺水推舟——升值。 （3）输出本币。有升值保证，人民币与其他币种的货币互换才得逐一实现，本币所承受外压才获部分外移。升值激励一些国家，有如苏丹等国，更要求彼此直接使用本币交易，抛弃美元中介。 （4）强化宏观调控。升值利於当局垄断控制外汇，以债权、股权制衡外部经济，左右境内货币投放，强化政府经济威权；贬值则各方与政府部门争汇，外储或将不增反减，削弱当局的经济调控权能。 （5）人民币升值有助增持美债，中美亲善。

2012年是全球大选年，也是全球货币体系重建的关键年，货币问题依赖政治解决，成为全球趋势。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先行，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讲政治"。

中欧货币政治暂无交集

全球以欧美中形成"大三角"格局。其中，美欧货币竞争，安全一体化；中美安全角力，货币几近一体化；换言之，欧洲安全和中国货币都受制於美国，但中欧彼此间并无安全或货币羁绊。

去年十月，蒙古国申请加入欧洲安全组织。布鲁塞尔生拉硬扯地对华打出安全牌，绕过华盛顿强压北京纾困。

对此，中方在20国集团峰会上宣示立场，中国相信欧洲有能力自救。人民币与欧元各行其是，并无交集。随後，欧盟对美前倨後恭，透过杰拉德女士大声恳求美援，华盛顿则冷漠以对。

货币大三角中，欧元过於孤立，人民币与美元过於紧密。对人民币而言，"美元第一"这一既定格局在大选年不会有变。

中日货币政治交集生成

东亚以中日美形成"小三角"格局。其中，安全上，美日同盟，与中国角力；货币上，日元虽独立，但与人民币一样，深受对美元升值的压力。货币小三角中，中日相互接近，协调对美汇市政策，势所必然。

去年耶诞节，日相来华，签购价值百亿美元的中国国债，日本的"国债"外交拉近了两国货币关系，应予积极看待。去年2月，中国取代日本东亚第一和世界第二的经济地位，两国货币关系有待顺应此变化。3月以降，日核危机爆发，美军战略後移，南海争端凸显，中日安全态势转稳。12月，日元全力反升值，40万亿挹注降汇价，几乎同时，人民币出现十连跌。中日必须协调汇市操作，避免重创美元。

当前，日本亟待以军工产业提振其疲弱的经济，微量买进中国国债，对华输诚的同时，竭力为日本创造出新的政经空间。

当然，持有中国国债，日本也可用来牵制中国，甚或联美制华。这意味着中国有义务与必要多倾听日方意见，与其协调货币外交立场。人民银行就此发声，欢迎日本企业在华发行人民币债券，亦即不满足于政府间合作，主张双边合作应拓展到企业或市场层面。

警惕人民币"跛足的国际化

在全球货币体系的衰变与更生中，人民币狭路求存，只有多交朋友，少树敌，不贪虚名，务实前行，才能淡出政治羁绊，化蛹为蝶，最终谋得货币主权之独立与完整。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或有意见甚认为，中美物价已经全面倒挂，若一味"讲政治"、"被"升值，不知所止，人民币国际化也将踢到铁板，虽终步出政治匝道，也逃脱"跛足"的厄年，沦为东亚"第二个日元"，是足为警。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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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兰德公司专题研究报告的摘要部分。对当前的危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即为什么建立联盟、如何维护联盟关系方面，回答了在当前危机中对美欧国家关系的困惑。本研究由法国国防部资金支持。

是什么形成了21世纪的同盟战略？这是导致混乱，以及跨大西洋伙伴之间的分歧和误解的根源。因为，后者在过去二十年中已经感受到，找到一个关于战略联盟特点的共识是多么困难。跨大西洋伙伴之间持续的紧张和挫折，表明美欧关系正经历着一场明显的认同危机，尽管一些特别的要素使得这段关系显得独特并前所未有。一些观察家宣称，过度强调这些政治文化及共享价值观中被假定的共同之处，已经阻止了美国的欧洲盟国在维护具体和明确的利益时务实地行事。

本文提供了不同的观点。文章认为，一种对国际事务的务实作风并不必须完全由权力权衡、经济联系及现实政治重获得。事实上，政治文化及构建身份的共性，也可以构成战略资产。这一资产有利于盟国之间更好的协调，并增加可预见性。增强政治文化中这些共性的认识，可以帮助盟国保持高度的凝聚力，让他们更好地协调它们对具体事务的反应——这导致 “天然联盟”的形成。寻找新联盟的蓝图，不仅意味着要着重于战术上的考虑，还应考虑到，跨大西洋伙伴这个共同战略形式的增值性。这意味着蓝图不是基于战术的，因为自身战略的实用性已经被广泛记载和传播，而直观简单的传统联盟已经过时了。但它确实表明，另一个基于认同（比如在冷战中形成的共识），有潜力在不明朗的情况下发挥一个更根本的作用，特别是在重新定义跨大西洋联盟目的的过程中。因此，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动态来塑造国家之间的路线。

联盟的分类

一个更为严格的联盟分类，对更好的了解使得盟国关系密切或者疏远的动力，对阐明多样化的战略伙伴关系，及其履行的目的，都具有很大的作用。了解联盟驱动力之间的差异，对美国和欧洲列强来说，在新的战略格局中有着政策影响，而不会是一个混乱的根源。这种多样性可以给这些国家提供更大的杠杆，并通过在广泛的战略联盟下，适当组合成同盟以实现不同的目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概念必须更加宽泛化。本文所提供的分类显示出，战术的联盟、历史的联盟和自然的联盟之间的显著区别。

战术联盟也许是国家路线最简单的形式，也是国际关系学的学生最开始想到的那种。一个战术联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那些挑战国家切身利益的直接威胁或是对手。战术联盟是工具性的，往往带有机会主义性质，因为它们允许各国解决紧迫和紧急的问题。领导人通常通过现实的情况和现实政治的必要性来证明联盟的必要性。历史事例包括19世纪的欧洲联盟，纳粹德国和苏联签署的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以色列与逊尼派邻国，都和美国与中国保持关系。

有些联盟由于利用了合作的历史传统，而比其他联盟更坚韧。这一观念是非常直观的。因此，战术性的同盟和历史性的联盟之间有一个有效的区分。即使在显著的突发事件或在国际体系变化时，历史联盟仍可以维持持久的伙伴关系。这种联盟的结构特点，使得在长久时间内，或针对特定威胁的突发事件时，赋予盟友维持合作的权力，依赖过去的成功作为重点以证明附加的伙伴关系。“未来的阴影”在历史的联盟中举足轻重，因为国际前景的不确定性使得伙伴关系成为一个对冲各种风险的、有吸引力的工具。历史的盟国倾向于接受短期的妥协，虽然这些妥协可能不完全与国家利益相一致，但它们寄希望于在长期获得一些好处。这种权衡在一个战术联盟的框架内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历史的联盟构成了一个本质上的伙伴关系的合成，为国家防卫者提供了在一系列历史的偶然情况下进行防卫的可能性，这种联盟，会随着突发事件削弱或加强这些伙伴关系。他们不同于战术联盟，因为他们有能力重新定义他们的目的，即使是在国际形势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时，战术联盟的实际意义往往会得到体现。本文所讨论的历史性的伙伴关系的实例是，利雅得（沙特阿拉伯首都）和华盛顿之间的持久关系。

自然联盟的概念超出了合作伙伴共享的历史感，额外假定了关于世界如何运转、应怎样运转的政治文化的共性。这些共同点通过持续天然盟国的身份重建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这些盟国不断寻求讲述或复述历史以适应未来。那些形成这些关系的现有纽带和机构，都使得天然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维持和加强。因此，自然联盟非常有弹性，能更好的抵御外部冲击的影响，尽管在短期内，这些同盟可能会受到冲击影响。它并不排除分歧和紧张的局势，但减少了在长期误解的可能性。美欧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本文将对此做详细分析。

识别天然盟友

在与合作伙伴共享未来的战略蓝图中，共同点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不仅如此，对天然盟国来说，共同点还是一个潜在的协调机制，使得盟国之间更好的协调对当今国际事务和危机的反应。在实践中，如果一些国家是天然盟国，那么它们将期望：a）相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更大的共性，和b）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对国际危机的反应方面更多的共性。因此，识别天然盟国意味着，衡量潜在合作伙伴之间及相对其他国家而言的这些共性。

两个数据库和一个统计工具可以用于这种衡量。通过提供涉及国家政治文化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操作工具。PEW全球态度项目提供各种跨国家的调查，涵盖自2001年以来一系列国家对广泛的国际危机的反应。这个项目数据表明了国家对当前国际事务反应的共性。多维尺度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它在一个二维图中提供了所有国家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的可视化表示的样本。图中两个国家越接近，其调查的国人对问题反应的相关性越大。图中国家距离越远，则表明相对世界其他各地而言，它们会以更不同的方式应对。因此，如果国家在图形中显示为集群，那么在政治文化和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它们在面对国际危机的反应方面会显示出更大共性。

当这种方法用于跨大西洋国家作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时，可以发现美国和欧洲的伙伴关系至少从1991年起都是自然的联盟，虽然有四个值得注意的警告：（1）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排除在天然同盟之外是不准确的，虽然他们不属于跨大西洋共同体；（2）自2000年以来，日韩明显的社会变化，会进一步挑战跨大西洋共同体的地理定义；（3）土耳其，北约的历史盟友，与西方相比，它始终显示为与穆斯林国家有着更大的共性；（4）东欧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是这个天然联盟的一部分，这个依然不清晰。

政策含义

本文认为，如果战略家了解联盟的不同性质和动力，他们能够通过寻找适当的联盟组合获得更大的杠杆作用，每个组合用来在更广泛的战略联盟下满足不同的目的。有证据表明还并不止如此。例如，在美国一些决策者看来，尽管其他客观经济指标指向显著的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但美中共管（condominium）很可能已经取代了跨大西洋共同体。然而，从长远来看，对“布雷顿森林体系II”的呼吁表明，中国和美国双方都足以处理这种相互依存，因此长期的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在于建立一个多边制度，这将为国际经济提供一个新的组织框架。美国将大力提高其对北京的谈判地位的杠杆作用及信誉度，如果天然的欧洲盟国也包括在谈判中的话。

本文提出的证据还表明，土耳其在国际形势描述中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离群者。安卡拉确实符合对美国及欧洲非历史性合作伙伴的描述，但根据本文提供的定义和框架，它看起来不是一个跨大西洋伙伴的天然盟友。与一个有利于阐释这一悖论的解释相独立的是，本文认为，安卡拉和欧盟就土耳其的欧盟成员地位无法达成一致，在很大程度上与欧洲的现行体制和认同危机有关。美国，土耳其和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倾向于把欧盟看作历史性的努力，团结了一系列历史伙伴。其他国家，特别是大陆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往往把欧盟看作一个超越了历史上的共同认识，并依赖于基督教文化的一个组织。关于欧洲的项目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对土耳其法律的异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和欧洲联盟双方，在界定各自的身份和区域和全球的角色中，都相互质疑。

最后，本文认为，共同的价值观不只是为了维持盟国之间的一致性、而被国家领导人利用的政治工具。它们也是美欧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然而，证据还表明，限制这一伙伴关系的标准，规范和价值观是肤浅的，因为这些差异也代表了各个区域的现实，并连接在大西洋两岸。这表明，关于北约国际化的争论，不应只是有关该组织的使命日益国际化，还应包括国际合作伙伴的介入，甚至是亚洲国家的北约化，基于这些的相似性和潜力构成一个共同的战略蓝图。这种分析提供了关于北约的全球化进程缺失的路线图。

此外，联盟超出北约传统范围的制度化扩张，以及跨大西洋国家日益扩张的政治一体化，将允许后者解决当今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特别是关于全球管理的共性。美欧的制度化伙伴关系并不是寻求平衡非西方国家的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也不需要非常正式。一个分散的网络将会形成一个有效的战略视角，使跨大西洋伙伴之间的战略蓝图官方化。这种开放式的、非排他性的俱乐部提供了最强大的框架，以保持合作与协商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说，天然盟友的讨论不应被理解为对亨廷顿描述的“文明的冲突”潜在可能性的确认，而应是对重建跨大西洋国家现有相似性的呼吁。这些相似性造成了联盟毋庸置疑的独特性，并将是共同的战略蓝图的基础。目前关于联盟如何保持战略性，或保持“特殊”性的困惑表明，跨大西洋盟国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差异，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以从机会中获得所有的好处。

作者是兰德公司研究员，兼任巴黎高等商学院经济和国际事务教授。

译者：龚海林

原文地址：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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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世界银行working paper “Has the Global Banking System Become More Fragile over Time?” 的结论部分。本文提出，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在所有风险中比率已经达到20%之高，且发达国家的系统性风险还在增加，而发展中国家的系统性风险在减少。集中性越高、金融系统越开放、银行监管越薄弱、网络覆盖越安全的国家，其银行部门依赖度就越高——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却又现实的结论。

本文考察了在违约风险没有办法独善其身的当今全球银行部门中，这些违约风险的时间序列变化，以及银行在国家间进行违约的方差变化。基于莫顿模型（1974），我们计算了70多个国家、超过1800家银行的违约概率的周变化（weekly change）情况。结果表明，在全球银行的违约中，系统性违约风险在全部风险中约占20%的比率。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所有国家的统一合作的意愿增加。然而，我们发现不同国家之间的横截面差异增加了。我们还发现，导致金融危机的三年期违约风险显著增加。在这期间，我们发现了更大概率的国家间交叉违约风险：发达国家的银行（特别是约为美国和欧洲）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增加——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发展中国家的银行的相互依赖程度却有所下降。研究1998-2010这一期间，我们发现集中性越高、金融系统越开放、银行监管越薄弱、网络覆盖越安全的国家，其银行部门依赖度就越高。本文的这个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建议。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研究结论对增加国际监管合作范围给出了支持，以及对那些给外部金融环境太多压力的、“太集中以至于没办法破产”的银行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

作者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译者：高琼

原文地址：Has the Global Banking System Become More Fragile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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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IMF working paper 《石油出口国的困境》的结论部分。结论部分清晰地指出，石油出口国在不同冲击下（即来自外部的经济和非经济冲击），储蓄和投资份额应如何调整；以及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即本国实体经济）对本国石油储蓄和投资的、最为关键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石油出口国最优的消费、储蓄和投资政策。文章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石油收入面临永久性、而非暂时性的冲击时，政策制定者应该节约支出，并进行储蓄，建立缓冲库，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对收入持续性的负面冲击。根据我们的模型，通常，预防性储蓄应该占到初始收入的30%左右。

此外，贸易部门在投资-储蓄动态变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贸易波动程度决定了预防性投资和储蓄的水平，并且，贸易部门的投资生产率显著影响了最优的投资率。如果投资生产率足够高，最优投资率会从初始收入的15%~20%，跃升至50%——即要求增加投资减少储蓄。甚至，如果贸易部门的投资影响到非贸易部门的生产，那么最优的投资率会更高。尽管如此，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大小，对总的储蓄和投资动态变化没有直接的作用。因而，只有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改进对持续增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同时，我们发现，本文模型的预测与过去十年的数据大体一致。与2009年产出开始下降之前的平均数据相吻合：0.5-0.6的消费比率，在永久性收入的冲击下，边际消费倾向（MPC）小于1，这都解释了储蓄缓冲库增加的原因。观察所得的25%左右的投资率，比模型根据基线校正后的预测值要高些。从2009年MPC位于0附近可以判断，模型动态与政策制定者宣称的相吻合：此次冲击是暂时性石油价格冲击。然而，问题是，政策制定者如何在事前确定冲击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全球金融危机前不断加注的储蓄库已经证实是一大明智之举，以便当收入在危机中不断萎缩时，还能够让消费平滑地增长。同时，模型还提供了一个估计最优经常账户的方法。我们的研究表明，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获得的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主要来自于高波动性的收入永久性冲击，以及贸易部门的低生产力。

最后，与最近10年所观察到的完全不同的情况来使用本文模型：允许大量借贷，永久性冲击之下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文模型做出的预测与现实情况正好完全相反。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从对石油出口国的最优政策分析中得出以下几点结论：（i）如果贸易部门的生产率低，建立客观的储蓄库和流动资产，对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消极的、持续性的收入冲击是必要的；此外，增长-风险权衡需要相对份额相对较低的投资；（ii）如果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是高的，较低的储蓄库准备和较高的投资份额是最优的；（iii）如果永久性冲击下最优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暂时性冲击下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那么应采取保守的支出政策。

此外，我们的分析指出，政策应着力在改善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并减少贸易部门在发展和多样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幅度波动。这是保持持续性增长的关键之所在，并且会降低对储蓄缓冲库的需要，同时增加投资、提高消费和增进效用。

作者是IMF经济学家。

译者：高琼

原文地址：Oil Exporters’ Dilemma: How Much to Save and How Much to 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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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是否会再平衡这个话题，本周《金融时报》的LEX专栏发表了一篇乐观的评论。

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哀叹表现疲软的消费者。但是至少在中国，情况却不一样。从1月到11月，名义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7%。更令人欢呼的是，前三季度11.3%的真实零售增长率带动了9.4%的真实GDP增长。这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决条件。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统计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金融时报》的这篇评论文章详尽阐释了，为何这对中国可能出现的再平衡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但是，仅仅依靠几个数字就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再平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存在诸多问题的。

首先，如果你阅读过调查数据的脚注部分，你会注意到，消费品类的零售额包括批发商和零售商的销售。显然，在分析消费者是否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时，我们并不想考虑批发商的销售活动。

其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数据的编制，依据的是销售方而不是购买方。因此，尽管我们可以跳过批发商，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数据中，不止包含私人消费者的活动，政府或者企业通过零售店的购买，也会被包含在其中。

再次，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不包括服务。当消费者变得更为富有，他们会消费更多的服务和更少的实物商品。龙洲经济（Dragonomics）估计服务支出占家庭支出的30%~40%。事实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快于不包含服务（家庭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消费在内的消费总额的增长。因而，仅仅把这些数据作为私人消费支出的依据，就非常不可信。下面一张图显示了在过去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明显快于家庭支出增长。

多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都要快于GDP，但是GDP的消费占比却逐年下降，再次削弱了消费促进再平衡的说服力。

综上来看，零售消费不是经济再平衡的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如同财政部每月议会报告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数字一样，这些类型的高频数据往往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作者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译者：高琼

原文地址：Beware False Prophets of Rebal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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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书推荐。《中国试点》是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12出版的新书。本书以一种新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政治：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地方政府如何以各种创新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亦影响了政治轨迹。

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让政府恪尽职守，同时又不让它滥用权力。这个平衡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本书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地方与中央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这些变化已经被各级地方政府管理的诸多例子证实，书中还探讨了中国未来政治轨迹取向。

Ann Florini, Hairong Lai,和Yeling Tan的分析，基于中国各级乡镇。他们调查了政府管理工具的多样性，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中国试点借鉴了各式各样的创新，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应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大转型挑战时，它们努力打破传统管理模式的束缚。因此，本书有别于其他学者专注于北京精英阶层动态的研究方式，而是独树一帜，更广泛地、详细地且实证地去探讨中国问题。

序言部分探讨了中国治理结构变化，并提出了本文的首要问题。它解释了各种试点工程的动机，政府试图通过这些试点让地方管理结构更加适应新的需要。第2-5章详细介绍了各种创新，从精简行政和选举，到建立民间伙伴关系和增加透明度。每一章都阐释了进行管理试点的重要性并列举了具体实例。最后一章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不断增加的试点带来了什么？中国是走向更强大更有弹性的专制，还是另辟蹊径地搞民主？书的最后也给出了一些可以预计到的中国式政治轨迹取向。

作者是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

译者：高琼

原文地址：China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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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审计署公布“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结果”，审计显示，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发现违规资金超5308亿元，其中包括政府部门为融资平台违规担保、融资平台虚出注册资本等。

自去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披露以来，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就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如何化解债务风险、营造良好的融资渠道成为决策当局的工作重心。一年来不少举措相继推出，包括中央部委摸底债务规模、试点地方自行发债等。继去年披露三级地方政府债务共计10.7万亿元后，今年审计署披露相应的违规资金及整改情况是正常的工作进度。

从审计结果来看，融资平台涉及到的违规资金违反了《公司法》、《担保法》等基本的公司法律制度，如《公司法》中注册资本到位要求、《担保法》中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等条款。这些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同样需要遵守，但实际并非如此，虚出注册资本、地方政府为融资平台做担保是最为普遍的违规表现。由于融资平台的实际控制人是地方政府，亦少有政府机构会去监督。2010年6月10日，国务院曾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地方各级政府不得以财政性收入、行政事业等单位的国有资产或其他任何直接、间接形式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提供担保。2011年8月，财政部亦表示，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不得从事违法违规担保承诺行为。政策所指正是当下已经泛滥的各种违规现象，中央也越发担心因违规担保所带来的政府的隐性赤字形成系统性风险。

审计署在披露违规问题的同时，亦披露了整改的情况。但问题的根本却不在整改到位。地方政府控制的融资平台，即使地方政府不为其担保，也有很多融资平台获得了为数甚巨的信贷授信。这些平台可以获得贷款，又有多少是因为贷款所投资项目的收益？商业银行之所以愿意贷款给融资平台还是因为融资平台的预算软约束的特性。2011年，云投集团的企业债风险，最后也是由云南省政府出面承诺才得以暂时化解。这些都显示，不管融资平台是否获得地方政府的书面担保，融资平台贷款的最终担保人是地方政府。

所以关键不在于地方政府为融资平台担保，只要有融资平台这种地方政府投融资工具存在，即使地方政府书面上遵从中央规范，不为融资平台担保，在市场和平台公司高管眼里，地方政府也总是最后的隐性担保人。在中央眼里，也是如此，如果融资平台有了风险，中央要追究责任人，惩罚的也不会仅仅是公司高管，地方政府的相关责任人必然要承担连带责任。

从功能上讲，融资平台所承担的是目前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的角色，要切断这种关系，必然要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进行梳理，让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中脱离关系。脱离了关系，融资平台也就不再是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必然会寻找其他的替代品。所以任何试图割裂、明确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关系的举措，都会遭到抵制，即使今天取消这个工具，明天也会有变种出现，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如果我们承认以地方政府投融资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仍然继续，我们就必须正视如何为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主体进行融资的需求。融资平台只不过是书面上绕过中央政策红线的工具。与其禁而不止，我们是否可以考虑，直接把地方建设的投融资主体变成地方政府，不通过融资平台进行操作，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直接从事融资活动。而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融资模式最为成熟的就是发行地方债。地方政府为主体发行地方债如果成为城市化的主要融资渠道，将使地方政府在城市投融资过程中的债务有效地显性化。进一步来看，债券作为直接融资工具，市场的力量将约束地方政府融资的规模、使用范围和效率。投资人的理性行为，将大批量排除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重复建设等，这些都将有效地抑制目前地方政府无节制的融资冲动。

作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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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之争再起，校车标准又成舆论热点。在这场争论中，政府部门和一些厂家持有的“美国式的大鼻子校车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观点激起了公愤。

其实，在有关校车保障的财政政策出台之前，沸沸扬扬的标准之争，并无太多的意义。就如同在食材买好之前，菜谱并不重要一样。但无论如何，既然有争论，不妨把道理说明白。

批判“国情说”的舆论里，最常见理由就是，中国有庞大的三公消费。这的确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但一些评论者在处理“应然”和“实然”的时候，却搞错了逻辑。要知道，如果说三公消费这一“实然”限制了校车保障乃至道路拓宽的种种“应然”，那么，要以削减三公消费这一“应然”，为校车提高标准这一“应然”做背书，削减三公消费这一“应然”就得先变“实然”。

而指望用校车标准去制止三公消费，这已经不能说是缘木求鱼，而是南辕北辙。显然，这不是校车问题，而是基层政府、人大、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显然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抗争种种不如意、不公平的实然，但同时也必须以这种实然为基础来折中。

而且，即使假设这笔钱到位了，也还有很多更需要的地方。比如，漏雨的校舍、破旧的道路。实际上，江苏校车事故的悲剧正是因为一边靠近水渠的土路坍塌，也就是说，美式校车也许反而更不安全。稍有中国乡村生活经验的人知道，即使在东部富裕地区，只要离开县域中心不远，即使工厂连片、民众富裕，路况也会极不好。要知道，从民众富裕到公共设施优良，就经济规律而言需要多年的积累。

正是有鉴于这样的现实，我们必须在美式大鼻子校车标准与中国的现实国情之间，寻找最合适的妥协。其实，标准从来都是妥协的产物，是在成本和效用之间的妥协。标准本身是中立的，不为企业利益折腰，但为了它要保护的人，它却必须考虑成本，因为成本也是标准所保护的人的利益。

其实，安全从来就是成本和利益妥协的产物。六个安全气囊的车，两个安全气囊的车，与摩托车，价格不同，安全性也不同，这都为消费者所接受。对于校车而言，如果没有完全的公共资金投入，校车就不是公共品，而是家长花钱买的，实际上就是个典型的私人物品。那么，强制高标准的大鼻子校车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消费，家长不愿意承担每个月高额的费用，并非其丧尽天良，而是一种自然的成本、风险考虑。由此可见，成本从来都是和风险纠缠在一起的，从来都没有不计成本的安全。

虽然很难，但客观而冷静的思索后，得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孩子的安全也不是毫无成本底线的。我国交通事故的死亡概率是十万分之五左右，以此推算，只要每年有那么多孩子在路上，再安全的校车也仍然会出事故，导致伤亡。若要不顾一切的避免事故，只能是教师上门教学。这能做到，问题只在于成本，而不在于其他。

所以，校车安全标准必然是成本和效用的权衡。而安全标准只需达到最低，在标准之上，就要由市场来权衡。而最明白这个权衡的，不是北京的官员和厂家，而是无数的家长和学校。只要家长能负担，标准低了，他们自会寻求更好的校车；但如果家长负担不起，高标准的大鼻子反而会招来埋怨。现在，舆论的目光都放在官员身上，而不是家长身上，这隐含了这样一种假设：相信有些人是最高尚、最爱孩子的，所以全权交给他们处理。

形成这种舆论的原因，虽然有舆论面对不公的愤懑情绪，却同样源自另一种现实：中国的教育是单一价值观的灌输，缺乏辩证思维的培养，导致实践中“天真的完美”压倒了“世故的折中”。最近诸多标准之争，背后当然有利益的争端，但也有这两种逻辑的碰撞。

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却被忽略，那就是：不管是标准的制定者，还是民间的呼吁者，他们所艳羡的美国校车标准，其最本质的根源却是这样一些思想：政府应该是小的，税款是纳税人的，权力是需要被关进笼子里的，市场总会选择最合适的，成本和收益是需要市场来进行衡量的。这些典型的“世故的折中”，正是塑造今日美国校车的最终推动力。

作者是INS国际市场咨询有限公司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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