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劳工

如何解释工资滞后之谜

       自1970年以来,尽管美国工人的人均产出迅速增长,但他们的实际工资已经出现停滞,然而,当以更加全面的角度来衡量这些数据时,工资滞后之谜就消失了。要想解释长期工资增长缓慢停滞的原因,关键是要理解生产率增长,而非劳资双方之间收入分配驱动因素。

中国学生钟情于美国大学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在2010年到2012年间,在美国高校中,来自中国的学生数量上涨了66%。在美国的留学生中,总数的28.4%是中国学生。与此同时,中国毕业生回国的意愿情况是不乐观的。据估计,大约只有1/3的学生想回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中不足1/5有回国的意愿。中国需要找到一个更有效的方法使留外学生们都回国。

公立教育需要更多自由:来自华盛顿的经验(二)

       在美国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择校和家长监管在教育中所起到的作用远胜于今天。事实上,甚至在建国100年后也不存在所谓的公立教育“体系”。与之对应的,学校教育基本上是家庭的责任,这一任务通过家庭教师和私立学校来完成。即使在公共学校出现之后,家长在处理学校事务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直到20世纪10年代,学校“体系”才在政治当局的控制之下远离地方学校而诞生。自那起,教育被认认为是一项由政府垄断的事业并且越来越拒绝做出改变。与尝试对体系进行改革恰恰相反,未来的努力方向应着重于通过给予家长在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间做出抉择的权利,以结束当下公立学校在教育领域的垄断。

公立教育需要更多自由:来自华盛顿的经验(一)

       公立学校体系在华盛顿正在衰落。不称职的教师,腐败的官僚,破败的基础设施,校园暴力,松弛的学业标准,以及铺张浪费等等不胜数的问题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公立学校中扩散。然而,目前对特区公立学校的主要批判,却集中于那些被丑闻或渎职所困扰的校长或管理人员的失败。特别重要的是与公立学校体系的辩护者所宣称的相反,特区公立学校并不缺钱。为了改善公立教育,变革不应仅局限于支持当前的体系,公立学校不应免于私人竞争。

贝克尔和波斯纳:关于人口政策的探讨

       全世界人口的增长率在下降!这个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担忧。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根本上影响着养老、医疗等代际公平的公共政策,也影响着经济增长,即蛋糕的大小和蛋糕分配都被影响。但人口增长或减少是一个tradeoff的问题,即人口增长带来创新和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也会反方向影响教育成本、政府补贴数额、环境。对于那些想要刺激生育的国家,虽然他们可以从长期增加的年轻人获得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但他们必将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像中国这样限制人们生育的国家除外。        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世界还需要更多的人口吗?美国联邦大法官波斯纳对此表示了谨慎的怀疑。他觉得对于穷国而言,更多的孩子并不是好事,更多的孩子反而可能会导致穷国陷入贫困性陷进——欧洲的历史也表明,经济起飞和人口没有关系。因此,对那些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国家,补贴人们生育“昂贵”的优质品——孩子——就显得比较奇怪。        综上所述,到底该财政补贴以支持人口保持2.1的总和生育率,还是随它去,经济学家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因此,对于想要制定具体政策的官员而言,应该根据自己国家和地方的情况,综合考虑数量、质量、人口省际流动和国际流动等情况,综合衡量成本和收益。

限制移民占用国家福利,而不是不让其入境(二)

       在经济如此整合的今天,要在不伤害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停止国际间的劳动力流动是不可能的。阻止移民是一种徒然尝试。一种观念认为,美国应该关注社会福利改革,让它不那么容易被移民享受到,进行集体取消或是降低福利标准。这一点类似于中国制约“外地人”的“户籍制度”——不过美国是以国界为边界的,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限制。

限制移民占用国家福利,而不是不让其入境(一)

        与中国户籍制度引起本地人对外地人大量涌入的担忧一样,大部分美国人对非法移民会引起的财政负担也非常担忧。加图研究所的研究认为,移民主要是被经济机会和收入差距吸引来的,同等能力下的非法移民劳工可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如果此时不给他们提供国家福利,这些非法移民的收益依然是大于其成本的,即限制移民占用美国国家福利,他们依然是会流入美国,并给美国带来财政收益和经济增长——这真正是美国版的“户籍”制度。

从个体户到合伙人

原文刊于2013年6月14日《东方早报》,作者高利民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一部电影《中国合伙人》,把“合伙人”这个高富帅的“小词”变成了大街流行语。合伙人是咋回事?要了解合伙人,还得从“个体户”谈起。 从个体户谈起,这好像有点令人吃惊。合伙人是多么衣香鬓影高端洋气白富美啊,怎么能跟个体户这种不上档次、草根底层的“土肥圆”扯在一起呢?但作为创富形态、创富人群,个体户与合伙人可以说是一个根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出位的能人是个体户。他们是在社会主流(当时的主流是体制内)鄙夷的目光下、歧视的氛围中起步的,“个体户”这个称谓,当年可不是什么中性词,而是贬义强烈,可算是一种污名。 到了九十年代,当着面,个体户们已经被唤做“大户”了,这个称谓升级的背后,已经多了股子羡慕嫉妒恨的味道,但个体户至少在财富积累上已经获得了社会的肯定。又过了十年,新世纪初,个体户已经有了准官方的正式称谓,叫“企业家”了,其中实力不俗者还被冠以“大亨”的名衔,登堂入室,当然也不乏追星逐秀的花边新闻相伴。这意味着个体户们不仅在积累上,并且在社会地位上也已经从边缘进入主流,并跃居上层了。 最近十来年,“个体户”这个称谓几乎已经退出日常生活,取而代之的已是“创业者”和“合伙人”,是“纳斯达克”和IPO(新股发行)了。 个体户时代的能人,乘的是政策开放的东风,钻的是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分的是市 [...]

希腊人为什么不愿意干“脏活”

选文选自2013年6月15日华夏时报,作者傅蔚冈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彭博新闻周刊》最近刊登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大意是希腊虽然自2008年以来一直深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失业率高达27.2%,但希腊公民还是对工作岗位挑三拣四:比如说草莓采摘这种卑贱、低薪的工作应该由下层阶级完成。而在另一方面,尽管一些政客声称移民抢走了本地居民的工作,但当地人对农活和其他劳动密集型工作都避之唯恐不及——而这些活恰恰是移民做的。 事实上,希腊公民的这种心态在绝大多数的地方都可以见到。比如说在中国的很多大中城市,很多居民都在抱怨不断增长的外来人口正在蚕食本地居民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些外来人口涌入真的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吗?未必。因为绝大多数外来人口从事的工作与本地居民的就业并没有交集:外来务工人员从事的保安、清洁工、餐饮店服务员等工作几乎是本地人鲜于问津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从事这些工作?脏、累、收入低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刚刚进城的那一拨人则不太计较这些,对于他们来说,进城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份能有收入的工作,至于这份工作是否体面,则是另外一回事。也正是这个原因,很多城里人看不上的工作,都由刚进城的人所包揽了,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些工作,那些原本看起来很粗糙的脏活累活也能被精细化,而且也能挣大钱——媒体上时不时传出那些垃圾村的富豪就是对这些工作的生动写照。捡垃圾能够成为富 [...]

如何使外籍劳工签证起作用(二)

原文选自2013年1月31日 No.719 Policy Analysis。作者Alex Nowrasteh是加图研究所全球自由和繁荣中心的移民政策分析师。     五、成功的外籍劳工签证和改革选项的组成 一个成功的外籍劳工签证计划必须完成几件事情,它必须是灵活的并且满足美国公司的工人需求,这意味着消除非法移民;必须为低技能移民提供一个合法的临时性移民选择,并且,现实中,它必须包含一些保护主义措施来同时满足那些怀疑外籍劳工受益的政治选民。下面的分析是应该纳入任何成功的外籍劳工签证的移民改革的关键组成部分。   1.    数量限额 临时农业工人的H-2签证没有限额,但只有2%的农业工作人口使用这种签证,因为检查,费用,文书,雇主求职需求以及最低工资使得它对于大部分农场主来说过于昂贵。更简便和负担得起的H-2B签证对季节性非农业工人有66000名的年度限额。对私营企业而言,H-1B签证对高技能工人每年限于85000名,其中的65000名必须来自国外,20000名是给从美国大学毕业有高级学位的外国人。 较低数额的H-1B签证限额在它存在的每一年都达到。2008年在开始签证申请程序的第一天限额数就达到了。在经济困境时期,签证需求需几个月来完成,但是它都是成功达到限额数。从2001年到2003年,限额增长到195000名/年,但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