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劳工

如何使外籍劳工签证起作用(一)

原文选自2013年1月31日 No.719 Policy Analysis。作者Alex Nowrasteh是加图研究所全球自由和繁荣中心的移民政策分析师。   概要 奥巴马总统和由八名两党参议员组成小组已经开始推动移民改革。众议院议长John Boehner(俄亥俄州共和党议员)同样表示他支持将移民改革作为2013年的“首要任务”。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甚至呼吁一个扩大的、有效的外籍劳工签证计划,从而将美国雇主与高技能的和低技能的外国工人相衔接。 政治上可行的移民改革由三部分组成:一些非法移民的合法化,边境和工作场所执法以阻止非法移民的进入和雇佣,以及增加外籍劳工和合法移民的数量。合法性、安全性以及员工验证的成本和效益已在别处详细讨论过,但是外籍劳工签证以及如何创建它们还未进行类似的探讨。 扩大且宽松的外籍劳工签证计划是任何移民改革提案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外籍劳工签证计划应该高效地将外国工人和美国雇主相连接,并且以最小的政府干预来运行。市场力量以及安全、犯罪和健康因素决定哪些工人可以获得签证。有成效的外籍劳工签证也会将大部分非法移民转移到法律体系中,缩小非正式经济,很容易实施,支持美国经济增长,以及缩小政府在移民中的角色。下面是关于完成这种改革和扩大美国目前的外籍劳工签证计划的一些建议。   一、外籍劳工签证的历史 外籍劳工计划并不是一项最近的政策演变。古希腊城邦 [...]

高利民:数学把年轻人怎么着啦

作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这几年,不断有年轻学子攻克一些尘封已久的数学猜想。2010年,位于长沙的中南大学大三学生刘路以一个否定式回答解决了数理逻辑中有名的“西塔潘猜想”。日前有报道说,广东韶关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的大四学生王骁威,也对数论中的一个猜想提出了一个反例,其结果被国际数论领域的期刊《Journal of Number Theory》收录。 这引起了一连串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的数学界怎么了?怎么博士、教授、院士们没有做出出彩的成果,怎么出名的成了年轻学生?我们的教育界怎么了?“数学天才”居然因偏科严重,面临读不了研的窘境?我们的媒体怎么了,非但没有当年徐迟报道“哥德巴赫猜想”的盛况和劲头,乃至于还出现了质疑王骁威的声音? 记得笔者当年进入数学系念书的头一堂课,辅导员开门见山:“很遗憾,你们成为‘矿渣’的可能性远大于成为数学家。因为,统计表明,数学家通常在20多岁之前就已经做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而你们中的大部分,20岁时还在做课后练习题。” 辅导员所言非虚。群论奠基人、法国数学家伽罗华(1811-1832)去世时年仅21岁;挪威数学家阿贝尔(1802-1829)开辟“椭圆函数”这个重大领域的时候,也才二十四五岁,去世时年仅27岁,但身后留下了阿贝尔积分、阿贝尔函数、阿贝尔群、阿贝尔级数、阿贝尔极限定理、阿贝尔可和性等等概念和定理;对数学分析和微分 [...]

波斯纳:评价教师测评

以我自己受教育的经历看,我清楚地知道一个好老师或坏老师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正如贝克尔所说的,通常情况下,在老师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影响之前,我们就能够辨别谁是好老师谁是差老师。这几乎是人人都懂,但问题是,为了提升孩子未来的生活前景,我们事实上应该做什么。 许多无趣的、南辕北辙的建议给教师薪酬改革的前景蒙上阴影。我认为当下最值得做的事情首先是整体提高教师工资,然后给予那些表现杰出的教师适当奖金和认可。此外,还必须提高教师的雇佣标准。其实,最后一项措施依赖于前两项,因为如果不采取前两项措施,那么就没有可能提升教师的质量。虽然相较于国际标准,美国学校的人均教育费用非常高,但是对如今美国绝大多数女性来说,教师工资并不算高,她们有选择很多其他高薪工作的机会。 我并不认为测评教师质量的绩效考核工资制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我的理由如下。首先,基础教育系统并不能吸引有才干的人。我曾经做过联邦上诉法庭的法官,在那里,虽然人们的工作能力、工作经验和工作付出都不尽相同,但每一个人拿的工资都是一样的,没有竞争淘汰。这样类型的单位有不少,它们有优点也有缺点。盛行于商界的达尔文主义竞争机制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风险偏好”。终身职位(以资历而不是工作业绩来确定)和长假期对许多人相当有吸引力。 第二,根据贝克尔所援引的研究成果,我们似乎可以很合理的认为不同的老师带给学生的“价值增量”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具体 [...]

贝克尔:如何判别好老师与差老师

最近芝加哥发生的教师罢工是二十五年来的第一次。不过教师们罢工的原因不再是为了工资、生计问题。事实上,现在教师们关注点转移到评价老师工作好坏的标准上。自从教师工会要求对教师的工资进行改革(以工作评估为基础发放绩效工资)以来,工会内部一直存在着质疑的声音,这看上去真的很令人惊讶。不管怎样,那些被“鉴定为”是好老师的教师会因此得到许多好处,比如那些受到学生好评的编外教师能有机会得到正式教师编制。与此同时,教师工会意识到,绩效工资的评判将成为今后的主流方式。 一直以来,教师工会认为评判一个老师是否优秀和高效的标准应当建立在教学经验和教学资格、而不是校长和教育管理部门的主观意见的基础上。教师工会认为,校长们可能不会依据教师的课堂实际表现,而是依教育主管部门的主观喜好和意见来评价一名教师。 教师工会还认为由管理者和家长来评价教师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人不知道一个好的老师应该是怎样的。我要挑战这个论断。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学生与教师在谁是好老师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甚至我的在小学上低年级的孙子和他的同学们都知道他们喜欢和不喜欢哪一个老师。尽管如此,在教师的评估当中,我们还是采取了许多客观标准,比如标准化的测试(涉及数学、科学和语文水平)。那些学生们心目当中的好老师往往在测试中表现良好,而那些学生们认为是糟糕的老师则往往表现很差。 全美所有的教师工会都在反抗这种绩效考核方式,但是他们正在逐渐失 [...]

波斯纳: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世界确实面临着严峻的人口问题。世界人口已经超过了七十亿,这对环境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是东亚的情况却与此相反,人口生育率(fertility rate)非常低。台湾的人口生育率显然是最低的,仅为1.0,比人口置换率(the replacement rate)的一半还要低。而韩国的生育率为1.1,新加坡为1.2,日本为1.3。中国作为唯一一个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国家,其人口生育率却达到了1.6或者1.4(加里.贝克尔的数据),但仍然要低于人口置换率。 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独生子女政策,那么其人口生育率将会低于1,因为并不是所有家庭都会想要小孩的。因此该政策无论怎么样都会备受诟病的。取消该制度并不会对人口出生率产生显著影响,短期内人口出生率会震荡前行,因为部分家庭因为制度惯性不再想要第二个孩子了,而对长期出生率的影响基本为零。原因在于随着中国人的收入接近韩国和日本水平,无论政府政策怎样,人口出生率都会存在下降趋势。这种趋势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妇女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大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抚养孩子的成本开销增大了。 正如贝克尔所指出的,独生子女政策扭曲了男女出生比例。这会导致男性过剩和未来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尤其考虑到男性更易产生犯罪冲动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更为严重的是,低生育率的东亚国家都正经历着人口老龄化。但是我并不认为放开独生子女政策就可以解决该问题,如前文所说,废除该制度对中国人口总和生 [...]

加里•贝克尔:中国是时候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了

大约在1980年,中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规定除了农村和少数特例外,城市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该政策在城市和许多农村被严格执行,许多怀孕六到七个月的妇女都被迫堕胎。无论这项政策在当时看来有多大的意义,我认为如果现在继续实施,将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危害。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是十分反对政府限制生育的,他认为他们都是受了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但在毛死后,四人帮被推翻,这一系列政策都被彻底变革了。七十年代末,中国的领导人认为中国当时的高出生率会阻碍经济发展,因为这会将有限的资源花费在喂养和培育孩子上。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亚洲其它国家的人口密度比中国还要高,比如韩国、日本和台湾,他们并没有压低人口出生率但也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由于经济增长和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口出生率自然迅速下降。这些变化增加了抚养和培育孩子的成本,但是下一代的素质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因此,即便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也会随着市场改革和经济发展大大降低。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反,它甚至可能阻碍了经济发展。这部分是因为通过这样一种武断的方式来降低出生率会使得许多家庭蒙受痛苦。 中国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其总和生育率(TFR)却仅为1.4-1.6,也就是说平均一个妇女一生仅剩余1.4到1.6个孩子。这比美国的2.1要低,位于世界最低水平。而中国城市人 [...]

傅蔚冈:高考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最近几天,一则“河南考生北大门前表演行为艺术”的微博在网上疯传,主要内容是一位河南籍北漂一族在北大西门踩高跷,寓意“京生考北大,高人一等”的意思,由此抗议目前地域限制下的高校招生制度的不公平。无独有偶,8月8日微博上又爆出这样一个河南考生给教育部官员送鸭梨的行为艺术,希望教育部帮他们分担压力,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推动高考平权。 无论是踩高跷,还是送鸭梨,都透露出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就是目前存在的高校招生制度已经引起了民间一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对。民间对高考招生制度的反对意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各个地区不一样的招考录取线使得人口大省上大学的难度异常高;第二,流动人口的子女无法在居住地参加高考。 在很多专家的眼中,这两个问题并不可以类比,为什么呢?因为在哪里招生,招什么样的学生是属于高校办学自主权;而流动人口无法在其居住地参加高考更加不是高校的责任,因为在目前的制度下,谁在哪里参加高考也不是高校的职权,而是由地方政府决定。 是的,这些问题都和高校无关,棒子不应该打在它们身上。那么,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我看来,这问题要归结到目前建立在户籍之上的公共服务体系上:无论是各地区不同的高考录取分数线,还是流动子女异地高考难问题,其实反映的都是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以地域为区分标准的公共服务体系与现实的背离愈来愈深,必须亟待改进。 为什么近年来对高考的质疑声愈来愈多?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中 [...]

傅蔚冈:歧视性公共服务有待调整

编者按:中国省际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法律上是自由的: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就业和居住。问题是,这些流动人口有的仅仅是经济自由,在公共服务领域,则遭受严重的歧视。还不止。非本地居民遭受的歧视,已经开始向经济领域蔓延。这是中国改革历程中的倒退。   法律上论证迁徙自由并非难事。虽然在现今的中国宪法和法律条文中没有“迁徙自由”四个字,但是这并不能够得出法律禁止迁徙自由的结论,因为“法不禁止则自由”。 从社会现实来看,否认中国公民实际上享有一定的自由迁徙更是荒唐: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就业和居住,并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外来流动人口,每年蔚为壮观的春运就是对这一景象所作的生动注脚。 但是,也不能因为中国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就认为我们已经存在充分迁徙自由。因为那些在外务工的人们所享有的自由也实在有限:他们虽然可以在工作地就业和居住,但是他们并不能够享受和工作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在子女教育和医疗等方面更是如此。换句话说,他们享有了广泛的经济自由,但是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与本地居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近几年来非本地居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并有逐渐从公共服务部门蔓延到经济部门的趋势,房地产调控政策就是典型的一例。 自2010年缩紧楼市政策以来,不少地区纷纷缩紧了非本地居民购房措施,明确只有在本地缴纳社保和个人所得税之后才能具有购买住房的资格。不少地区 [...]

刘远举:“三放弃”背后的高等教育结构调整

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1050万后,已连续4年下滑,2012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15万人,比2008年减少135万。与此同时,高校招生计划仍缓慢增长。此消彼长中,许多高校、特别是高职高专院校陷入生源危机,面对生源继续下降的预期,财务上甚至面临破产危险,教育产业化遭遇了产业危机。 很多人把这个现象归咎于产业化、扩招导致的教育质量下降,这并不是全部原因,主要还是人口结构变动导致的适龄人口下降。此外,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弃考现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高考中“三放弃”现象日趋普遍,所谓“三放弃”即放弃报名或考试、放弃志愿填报、放弃报到。放弃报名和考试,多数是因为升学无望而放弃读大学或放弃读国内大学;放弃志愿填报和放弃报到,则多数是因没考上满意的大学后,打算来年再考、境外求学或直接就业。“三放弃”的具体数字和比例,教育部门讳莫如深,但仍有零星数据可供推测:2009年,教育部官员在发布高考报名数据时,无意中透露有8 4万考生放弃高考;2006年,录取而放弃报到的学生达40万;2010年,江苏地区有5万名符合志愿填报资格的考生没有填报志愿。 “三放弃”中的一部分学生进入海外大学就读,近年来,出国留学人员保持了年均20%的增长,是高教领域一个迅速发展的细分市场,但绝大多数最终放弃了上大学,直接选择了就业。 这与高等教育的成本和回报直接相关。市场的群体选择是精准而强大的,无数人不 [...]

聂日明:娶妻权利是否可以交易?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志高集团控股董事局主席李兴浩提出关于“二胎生育权转赠”的政策建议,不少人质疑该建议是“富人买穷人二胎生育权”、“富人享受生育特权”。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的言论是公众关注的焦点,生育权这等与普通人切身相关之政策建议,此建议一出即掀起千层浪。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持续30余年,目前陷入进退两难。现行政策在城乡、地区、男女、民族上、独生子女出现五大不平衡,已经产生城市化缓慢、新生儿性别比失衡、人口老龄化、民族区域人口比例失衡等众多问题。计划生育的代价越来越显得难以承受。虽然如此,国家层面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未见根本性的松动,众多的政策研究思路还局限在生育间隔的调整、人为地按人的自然属性制定不同的人口政策,沿袭了计划生育的传统思维习惯。即使在“单独二胎”等细枝上的改进也是步履维艰。 很早之前,就有学者提出,在现在人口政策方向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上,可以引入排污权许可及转让的思路,以优化目前的人口政策。具体可以概括为:平等地赋予每个人一个孩子的生育许可,理论上可以实现生育替代,每个家庭就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此时的政策生育率接近2.0,可以有效地实现人口零增长。同时生育意愿低于两个孩子的家庭可以转让生育许可证,也可以持有及购买许可证以支持控制人口数量,生育意愿高于两个孩子的家庭可以购买许可证生育,以满足多生的需求。这一方案,一方面满足了国家层面对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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