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

中国地方官员的目标与激励测量

       中国官员关心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着公共政策的走向。社会各个层次的博弈,本质上是信息的博弈:每个人了解多少信息,知不知道别人知道他知道这个信息……即这些信息是共识,还是非共识,能够改变博弈双方的力量。因此,作为关心公共政策决策的人而言,我们需要知道中国官员它们的激励和目标是什么。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Jennifer Pan的研究《中国地方官员的目标与激励测量》表明,中国地方官员执政受到一系列目标的激励,但这些目标在其任期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
       这篇文章具体的结论是,当一个县长刚开始履职时,他不仅向公众表达善意,而且表现得更加关注于向公众分配社会福利。他们这样做似乎是想要表明他们是仁慈的,强调通过资源福利分配,防止社会不稳定;而当县长即将离职时,他会将注意力转向展示其自身所取得的经济财政成就。
       这一研究很有效的说明了这样一个现象,与被选举的政治家一样,中国县级官员在其政治任期的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激励。这说明了像中国这样体制,是通过晋升激励平衡同时来自精英和百姓的威胁。

高利民:EMBA:线下版的Facebook

“EMBA变成了神器”,这是段子创作,还是果真如此?这还得从EMBA的社交属性谈起。因知名地产商、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老师的婚变传闻,EMBA教育又被推上风口浪尖。紧随其后,专栏作家木子美那篇大赚眼球的《EMBA的房卡故事》,更把整个EMBA都涂成了粉红色甚至猩红色。 “EMBA变成了神器”,这是段子创作,还是果真如此?这还得从EMBA的社交属性谈起。 毫无疑问,EMBA是一类社交媒体。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所有社交媒体的话,恐怕没有比“混”字更为生动也更为贴切的了。“混微博”、“混微信”、“混陌陌”……几乎所有的线上社交媒体,都可以适用这个“混”字;“混圈子”,当然也是EMBA不成文的标签。往白里说,“混”字恐怕可以当成一切社交媒体的诨名。 花点时间比较一下EMBA、传统俱乐部和“微博”、“微信”,考察一下它们的社交媒体属性,可能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基本的,它们都有会员资格的安排,差别只在收费与否及收费的高低。会员费是社交媒体经营者的核心收入之一,你看,最近微博也开始弄收费了。而该收费的特点是,越靠近线下,收入占比就越高。现在一线商学院的学费已经涨到了60万元左右,其中的一多半就是隐形的会员费(同样的课程,2000年的价格在20万元左右)。 会员的基础行为叫“扎堆”。EMBA的喝酒吃饭、异地聚会,与微博上的话题参与、热点追逐,其实并无二致,只是成本更不菲、形式更夸张。这是“混”字的第 [...]

胡泳:限娱令、“微博公厕”论与道德恐慌症

以道德恐慌的视角来看待新媒体,表面上显示的是天下皆浊我独清,实际上代表着旧文化、旧的价值观不屑新文化、新的社会场域的自以为是。中国业已形成了一个网络化的民间社会,但同时却有一个较少网络化的监管和认知体系 2011年10月25日,广电总局对上星卫视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 这个《意见》在民间被称为“限娱令”:婚恋交友类、才艺竞秀类等7类节目被限;卫视晚19:30-22:00黄金档每周娱乐节目不超两档,全国的上述类型节目总数控制在9档以内;加大新闻类节目播出,卫视须设一档道德节目,“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此外,省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均须建立专门收听收看机构,并配备专业人员,重点跟踪检查广播电视过度娱乐化和低俗问题,不搞节目收视率排名。 这个“限娱令”的出台,正值中共中央提出文化强国战略之后,当局显然不乐见中国蒙上道德崩溃的形象。很可能是在佛山“小悦悦事件”的刺激下,广电总局要求每个卫星频道必须开播一个道德栏目。看来,他们是把最近频发的国人道德素质滑坡的事件与娱乐节目太滥太下作挂上了钩。人民日报的评论说:“中国观众的电视时间几乎是被娱乐所包围的。” 把道德失范同某些媒介内容联系起来,这在历史上并不新 [...]

唐学鹏:政府信息公开仍有疑点需要推进

8月13日,最高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这是对2008年运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司法解释,也是回应社会上对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受理难”“审理难”的看法。 仔细阅读《规定》共十三条内容,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规定》第一条内容(5点),基本上强化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公益诉讼”的意蕴,即原告既可能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有“利益关系”,也可以没有利益关系——只是感觉政府应当公布的,这意味着诉讼是“公益目的”的,是处于监督政府和规范政府行为目的。过去,对原告的资格认定上,会以“没切身利益,纯属闲得没事找事”来“去掉”原告的立案资格,但现在已经不行了。像以前的很多案件都属于“公益诉讼”,比如任国胜诉郑州市规划局信息不公开案,就是这个较真的市民想搞清楚郑州市咪表工程的情况,这个事跟他没切身利益。 在任国胜案中,郑州规划局以档案转给档案馆为由,拒绝了任的申请。但现在《规定》第七条强调,如果档案转出,那么根据档案管理的法律来执行,但如果“由被告的档案人员保管”,那么则适用于《条例》,即法院将受理“仍存放于被告内部档案机构的信息”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 最具有书写意义的是突出政府举证责任,最高院表示,公民权利相对于公权力来说往往处于弱势,因此《规定》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突出政府部门的责任。这体现在《规定》的第五条。不过,进步意义的确有, [...]

魏英杰:公开“三公”经费还要更快更细些

近日,科技部率先公开“三公”支出预算,成为第一个公布“三公”经费预算的中央部委。根据科技部公布的“2011年部门预算”,今年核定科技部用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项经费预算4018.72万元。 科技部率先公开“三公”预算,是对中央承诺今年将加大财政信息公开力度的积极回应,也是“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的具体表现。自从,政府“三公”消费将逐渐揭开面纱,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的审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著名公共预算专家希克说:“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预算能力。”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也说:“如果你想了解联邦政府在过去一年里都干了什么,或者,在未来的一年里将要干些什么,那么你只要看一下联邦预算就足够了。”预算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没有预算的“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一个“看得见的政府”,公众才有可能对它进行监督。可见,公共预算在整个政治运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预算公开对政府决策及其过程监督的重要意义。 推开预算公开之门,西方国家走过了一段不短的旅程,中国也经过了很长一段的历程。而且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还比较落后。例如,著名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提到,有一次他去参加APEC关于预算公开的会议,大家都在谈如何保持政府公共预算的资产负债和收入支出表的透明性,而我们还在谈政府公共预算能不能公开的问题。但是,随着2007年 [...]

于乎:亚运账本何时透明?

年年岁岁,中国又到了两会时节。地方两会每每是中央两会的预演。每年地方两会都不乏看点,尤其是开化首善之地。今年广州两会期间,亚运会花费问题再度使其涌上舆论风口浪尖,折射出中国财政预算一直以来的诸多弊端。 事件起因于人大代表钟南山院士在分组讨论时透露“广州地方财政缺口很大”,并提供了几组据说来自政府的资料:广州亚运总投资2500多亿元,其中广州出资1900多亿元,带来债务2100多亿元,“希望中央、省里给予广州必要的扶持”。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在媒体穷追猛打之下,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迅速响应,称亚运收支“基本平衡”。估计这场争论在全国两会还将上演。 广州亚运是否负债?负债几何?谁来承担亚运成本?一时之间,诸多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广州申办亚运之际,最初预算20亿元,不少竞争者也因为财务问题退出竞争。目前根据官方说法,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的运行资金为人民币73亿元,场馆维护和建设资金63亿元,那么直接涉及广州亚运经费约为136亿元,此外则是投入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090亿元。与钟南山要求中央财政扶持不同,有人根据“谁受益谁埋单”的思路,认为中央财政不应该承担这笔支出。 这点也不乏国际惯例的支撑。在国外,虽然举办盛会往往需要中央政府财政支持,而举办城市的地方政府也难免要承担更多债务。以加拿大为例,冬奥会可谓这是20年来卑诗省历任政府一直争取的大事,2010冬温哥华冬奥会号称历史上参赛人数最 [...]

傅蔚冈:公布伤亡人数是防灾之必须

10月份以来,海南遭遇了罕见的强降雨天气。 灾害发生后,政府有关部门迅速公布了财产损失和救助情况。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官方并没有公布详细的伤亡人数。而更让公众担心的是,在海南不少地区可能已经出现了瞒报伤亡人数的现象。据《南方都市报》10月19日报道,据记者查实,万宁市有两起死亡,但是这并未纳入当地的灾后统计。10月12日和18日,该报记者两次向万宁市三防办咨询人员伤亡数字,得到的答复都是无一人伤亡。 如果《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属实,那么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政府所公布的数据就与实际不符。当然,数据不实可能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第一,由于统计条件的限制——比如通信设施的破坏,受灾信息无法送达相关机构,那么政府也就无法在第一时间获悉准确的情报,那么公众自然也就无法得知详细的灾害情况。第二,瞒报信息。下一级政府基于各种因素考量——或是为了升迁,或是恐于问责,往往会向上一级政府瞒报相关信息。由于官员的升迁都由上级决定,而其治下的百姓却没有相应的问责权,那么相关政府官员就有瞒报伤亡人数的动力。 那么海南省万宁市的伤亡人数统计与实际不符是属于哪种情况?笔者认为,万宁市有关部门可能是有意隐瞒了具体的伤亡人数。理由很简单,与伤亡人数统计相比,财产损失的统计难度更高。因为前者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字核对,而后者则是要对损失的情况进行评估。海南省人民政府在10月19日已经公布了直接经济损失的数字,这意味着在 [...]

魏英杰:真相公开越快传言杀伤力越小

6月15日,广东核电集团内向外界发布澄清声明,称近日有关媒体报道不实,大亚湾核电站两台机组目前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没有发生放射性核泄漏事件。 这则澄清声明十分翔实,有理有据,很好地回应了近期相关报道和传言。这几天来,许多人早就从各种渠道获悉相关传言。在twitter和微博上,也有人在讨论此事。看到相关报道后,人们终于能够安下心来,不用再忐忑不安地坐等真相了。 不过,综观这起所谓核泄漏事件的来龙去脉,不得不承认相关声明不无被动公开的意味,这一点值得引起必要的重视。 5月23日,大亚湾核电站发现一根燃烧棒的包壳可能存在微小裂痕。由于不会对反应堆产生危险,有关工作人员报告国家核安全局广东检查站后,对方没有觉得这要上报,也不认为这是需要作出特别处理的事件。到了月底,核电站在向安全咨询委员会作例行汇报时,就此事件作了通报。随后,一名香港代表把材料带回香港,港媒获得这一消息并进行了报道。这应当是相关传言散播的主要源头。 由此来看,核电站方面刚开始的处理方式应是按照程序来的,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消息传出来以后,这一事件实际上已演化为一个公共问题。这时候,有关方面的应对速度就显得有些滞后。且不说5月23日到今天已经过去多久,事故进入公众视野至今也已多时,这一时间差足以让传言愈演愈烈,甚至引起恐慌。特别是,核电站及其安全问题非常专业,尤其需要权威部门的解释与澄清,否则许多人肯定一时难以辨明真相。 [...]

魏英杰:善款进财政不妥

玉树赈灾款项怎么使用,民众普遍十分关注。4月26日,青海省副省长张光荣透露,对于目前收到的近80亿元涉灾款项用途,青海省已成立监督检查组,实行全程跟踪监督和检查。 严格监督涉灾款项,这本是政府部门无可推卸的职责。相较而言,账目公开化、使用透明化,是让民众彻底放心的根本办法。经验表明,只有把善款来源和用途巨细无遗地向社会公开,各种违规、腐败行为才有可能无所遁形。因而,我期望当地在涉灾款项的管理使用上,能够通过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让玉树灾后重建沐浴在阳光之下。 另外我注意到,目前玉树已收到的近80亿元涉灾款项中,包括捐赠资金35亿元。应无疑问,这些捐赠资金和其他财政安排的款项一样,将由政府部门统筹管理使用。我不是很清楚这些善款的来源和接收机构,但据日前公布的《青海省玉树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办法》(见第二条、第六条),救灾捐赠资金包括“由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人民团体和民政部门批准的各类社会组织接收国内外捐赠的资金”,必须全部转入省财政厅设立的账户,专款专用。如此说来,这应当就是所谓“善款进财政”的赈灾机制了。 “善款进财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近日,网上流传一个《民政部回应“地震善款八成流入政府财政专户”》的视频。实际上,这段视频并非指向玉树,而是涉及清华大学对汶川地震善款流向所作调查。调查显示,汶川地震的巨额善款中,大多数流入了政府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收入”,由政府部门统筹用 [...]

马光远:取消“预算外资金”这个怪胎

就公共财政预算的改革而言,今年可谓名副其实的“预算年”,继今年“两会”要求公开部门预算之后,关于取消“预算外资金”的实质性举措亦被讨论中的《预算法》(修订稿)纳入,这意味着,预算外资金,这个在中国公共财政史上存续50多年的制度将走入历史。 我国预算外资金形成于建国之初的1958年,就其内涵而言,一般指机关事业单位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而收取、提取和安排使用的游离于国家一般预算以外的各种财政性资金所形成的收支。预算外资金本来是作为预算资金的补充而存在,体现地方和部门在具体负责事项上的灵活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预算外资金却飞速膨胀,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房地产的繁荣,土地收入成了各地政府最大的预算外资金来源,在分税制改革之后,由于地方税源的减少,预算外收入更是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钱袋子。在很多地方,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达到了一半以上,而以土地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预算外收入甚至超过了预算收入,形成了地方主要依赖预算外收入的怪异格局。 不可否认,预算外资金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弥补预算资金的缺口的确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预算外资金的存在,却成为扰乱公共财政预算的制度根源之一。由于预算外资金在制度设计的初衷上就是游离于人大的监督和控制之外,属于政府可以自由支配的范畴,因而自预算外资金诞生之日起,其内在的基因就决定了这么一笔完全由政府自由支配的钱来的不清不楚,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