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

农夫山泉的尴尬标准

原文刊于2013年第9期《财经国家周刊》,发表时间是2013年5月2日。作者傅蔚冈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农夫山泉再一次陷入口水仗,只不过这次的对手是一家北京媒体。 该媒体的主要观点有二:一是农夫山泉不恰当地执行地方标准,如在广东的生产基地不遵守国家标准,而是执行浙江的标准;二是浙江的一些标准低于国家标准。基于此,《京华时报》认为农夫山泉的行为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厂家需要认真检讨。 但是在农夫山泉看来,执行什么标准和产品到底是什么品质并不相关。尽管它执行的是浙江的标准,但是它产品的品质却远高于国家标准——为此,农夫山泉特意在媒体上列出其产品检测结果,按照该结果,绝大部分指标都领先于国标。 这场口水仗充分反映了目前媒体、公众和厂家对于标准的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标准,是因为绝大多数消费者无法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来判定一件产品或一项服务的品质。如果他们对产品的基本品质没有把握,对其安全性没有信任,那就会减少购买此类产品。产品标准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市场中就某种产品和服务达成了标准之后,意味着消费者只要购买此类的产品或者服务都能满足基本的安全,从而降低了消费者的甄别成本。 但是在一个大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要求各个地区采用同样的标准可能会造成“监管过度而导致监管不足”的问题。为此,国家往往承认在各个地区执行不同的标准;但是对于那些关系基本民 [...]

禽流感之痛:该抛弃“亚洲生产方式”了

原文刊于《华夏时报》,发表时间是2013年4月12日。作者傅蔚冈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截至4月10日,上海扑杀家禽11万多羽,本地产家禽未检测到H7N9禽流感病毒。上海市农委正研究扶持政策稳定本市家禽生产,对是否永久关闭活禽交易将充分征求市民意愿。 为什么发生禽流感要关闭活禽交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格雷戈里·哈特尔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在动物及环境样本中检测出的H7N9病毒都来自禽类市场,而在猪或农场样本中未发现H7N9病毒测试呈阳性的样本,因此目前感染源调查集中在禽类市场。尽管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办法确定(禽类市场)是不是正确的感染源或唯一感染源,但是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活禽交易是导致禽流感发生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北京就已经限制了活禽交易,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禽流感。不过从目前看来,还是有很多人反对上海市农委的这个建议。总结起来,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是习惯的力量。绝大多数市民都习惯从菜市场买活的禽类自己宰杀,或者是让摊贩帮其宰杀,之所以有这样的习惯,一是因为很多市民认为这样比较鲜活,肉质有保证;二是“眼见为实”,可以保证活杀的家禽没有问题。 第二是经济利益考量。就像有媒体指出的,永久关闭活禽交易市场,不仅仅会影响消费者的习惯,同时还会对上游的相关产业产生影响——那些小规模家禽养殖者和贩卖者,都会受此影响。 第 [...]

Henry I. Miller:运用与滥用——科学在决策中的角色

编者按:作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 Institute)即将在今年10月份出版的丛书系列,《规制研究》专注民生和经济问题,试图影响中微观层面的政府政策制定。让我们先睹为快其中一篇文章的精彩节选:生物科技的监管图景,必然是科学政治化后的一种悲剧。   现代化的基因工程(还有诸如生物科技、DNA重组、转基因技术等种种名字)的手段使得育种者可以变“旧”为宝,让古老的植株拥有各异的新能力。在美国等许多国家,转基因农作物已被广泛种植,它们产量更高,能更好的适应环境。大部分转基因农作物对曾肆虐为患的病虫害具有良好的抵抗力,对各式除草剂的耐受性更佳,使得农民们可以采取较为环保的免耕方式,选用较为温和的除草剂;其他一些转基因作物的营养成分则经过大幅改善。不过从长远来看,不论是食品安全方面还是环境保护方面,转基因技术带来的最大福音是使得农作物得以旱涝保收。 尽管有以上种种好处(其中大部分业已实现),目前也尚无任何负面效果显现,转基因农作物的普及却遭到了反基因工程激进分子的坚决反对。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五花八门的指责,诸如转基因作物会引起过敏反应或是残害蝴蝶蜜蜂之类,也完全是子虚乌有,但恰恰是这些导致了公众的认知错误和政府的过度监管。过去几年间,加州已有四郡走向了立法禁止所有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销售的极端,即便某些转基因作物对于当地病虫害的防治或是缺水问题的缓解意义重大。而就在今年 [...]

W. Kip Viscusi:产品责任使产品更安全了么?(节选)

编者按:本文选自加图研究所《Regulation》2012年春季刊中的一篇。作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 Institute)即将出版的翻译丛书系列,《规制研究》专注民生和经济问题,试图影响中微观层面的政府政策制定。让我们先睹为快其中一篇广义产品安全的论文节选部分。   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造成了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进而引起的一种侵权责任。历史上,有一些产品曾经引发产品责任法上最著名案例的产品,这其中有药品、医疗器械、私人飞行器、汽车和香烟。 被损害方可以依照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获得损害赔偿金,这就增加了致损产品的生产成本,也就是说,生产不安全产品的企业,其生产成本也被相应增加。理论上,当损害赔偿金与损失等价,损害赔偿金的强制给付就会导促使业内化损害成本,这样也就能为企业生产更安全产品带来激励。那么,美国产品责任法是否真的有助于促进产品安全性的提高?这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产品责任法是否有助于产品安全性的提高,这一问题的提出,并不想当然地意味着我们给产品责任所定位的使命是恰当的。过高的产品安全度可能并不受人欢迎。无论是哪种产品,要求它达到零风险都是有违经济学常识的。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由侵权责任引起的惩罚,应当能够从经济上激励企业,让它们在确定产品的安全标准时,努力达到安全程度所带来的增量利润与增量成本间的平衡。因此,倘若企业的安全标准不能满足效率标准,产品责任就能够 [...]

傅蔚冈:让打假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毒胶囊问题尚未彻查清楚,前日中央电视台又爆出部分蜜饯产品添加剂严重超标,生产环境恶劣。 和以往历次的食品安全事故一样,此次蜜饯产品添加剂超标一事也是来自媒体暗访,而非监管机构的常规检查。为何专业的监管机构发现不了不良商家的问题产品,非要通过媒体的报道?难道是记者比专业的监管机构更加有责任心?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根本不需要给监管部门配置这么多的编制和经费了。网络上甚至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新闻机构和药监局互换,那么中国食品安全危机就会大幅度减少。 为什么新闻机构会比监管部门更能发现这么多的食品安全事故?在我看来,除了媒体从业人员被赋予的舆论监督之责,还因为,作为媒体,其收益要通过发行和广告来实现,而广告和发行往往取决于其内容的独到。为了在市场中生存,各家媒体就必须使出各种招数来提供更能吸引读者眼球的新闻。在绝大多数媒体中,记者的收入往往和发稿的内容和数量有关,这一切都驱使媒体必须提供有价值的报道,从而确保其在市场上胜出。 但是对于监管机构来说,监管是其法定职责,法律授予其履行相关监管职能,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排斥了其他机构的权力,在这个区域内它就是唯一的正规权力机构,自然也就不怕另有机构来抢夺它的饭碗。同时,监管部门的经费也不会因为多发现几起事故而增加,相反,更多事故反而可能凸显其地位的重要。于是,很多机构怠于行使其职权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 [...]

傅蔚冈:食品标准就该是妥协的产物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标准委副主任陈君石因为“中国食品标准是妥协的产物”而遭遇很多骂名。当然,他的原话是“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妥协,就没有办法制定标准。标准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不过据陈君石解释,这并不是他的原话,而是媒体记者断章取义。 陈君石之所以要做此解释,恐怕和网络上的强烈反对意见有关。因为食品行业频出食品安全事件,引发全民恐慌,而乳制品行业所揭露出来的由大企业主导标准制定过程,更是引发公众愤怒———有人甚至以“全球最差”来形容中国的乳制品标准。这种形势下,任何为现行乳制品标准进行辩解的尝试都要异常小心。 那么,我们要问,抛开陈君石说的媒体误解不论,仅就“中国食品标准是妥协的产物”这一说法,有错吗? 在我看来,食品标准当然是妥协的产物,而且就该是妥协的产物。中国的法律就表明标准就是妥协。《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九条规定,“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提高经济效益,并符合使用要求,有利于产品的通用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就是一种妥协,因为不同的技术所要求的成本并不一样,有些技术虽然可以更安全和卫生,但是其所要支付的成本却会增加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一味要求“技术先进”,很可能就会导致“经济上不合理”。 为什么标准需要妥协,这是由风险的本质决定的。当我们谈及安全和卫生时,潜意识中认为存在着一个安全或者卫生的底线,即任 [...]

宋华琳:铲除非法“地沟油”有待综合整治

据报道,公安部近日统一指挥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历时四个月,成功破获了一起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的特大案件,摧毁了涉及14个省的“地沟油”犯罪网络。这也是全国公安机关首次全环节侦破非法收购“地沟油”炼制食用油,并通过粮油公司销售给群众的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7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布《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提出开展“地沟油”专项整治。时隔一年,“地沟油”依然屡禁不绝,乃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值得反思的,不仅仅是我国的“地沟油”监管,而是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治理现况。 公安部门正在进行“打黑除害”专项行动,这也包括严厉打击整治制售假劣食品药品的“黑作坊”。这次破获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案件,也是这个专项行动的成果。“专项整治”有助于革除部门之间的壁垒,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予以惩治。但“专项整治”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这往往反映出常态监管的缺失和无效率,专项整治过后,违法现象往往会反弹,“地沟油”的屡禁不绝印证了这一点。 因此,探求制度化、常态化、长效性的监管协调机制、监管方式和监管程序,将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相结合,对食品安全监管将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非法生产“地沟油”的黑窝点,往往集中于城乡接合部和城市近郊区;非法经营“地沟油”的场所,往往涉及集贸市场、食品生产小作坊、小餐馆、餐饮摊点等。非法生产销售地沟油的行为,牵涉的领域多、部门多、内容多, [...]

胡敏洁:错位的政府之手

为督促药监部门尽快处理其两年前的一起举报,今年6月23日,家住上海的高敬德专程来到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江干分局。然而让高敬德没想到的是,具体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却打电话喊来了售假者,并起草了一份《协商意见》。 这份协商意见不禁让我们对其中的隐情妄加猜测。究竟是何种因素促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做出此举呢?举报人高敬德所举报事宜涉及保健品,该领域始终未出台专门的实施条例;保健品应如何审批和监管,始终缺乏明确界定;加之保健品监管中,卫生部门和药品管理部门之间的分工也始终混淆,这些因素都使得保健品的实际监管存有诸多障碍。这或者也成为江干分局长达两年间未给高静德任何回复和处理的重要原因之一。 即便只是长久不作为,也可造成行政监管不力的局面。然而,药监局却更进一步,主动担当起“和解者”的角色,这更违背了行政权行使的目的。在食品保健领域中,行政机关本应行使维护市场秩序、行业安全以及消费者保护的职能,不仅要预防该行业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也要对违法事件给予处理。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却将自己与违法企业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共谋者”与“代言人”,这严重违背了该部门的监管职能与宗旨。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行政机关不能采用调解形式来解决纠纷。诸如民事纠纷、情节轻微的治安管理类案件、婚姻登记机关对于离婚的调解等,都被认可且普遍存在。但是,适用调解的往往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基于民事纠纷产生争议的情形,且不过多地涉及公共 [...]

傅蔚冈:“一根豆角喂11种药”该如何消除

不少地区的农户为了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已经自发以农业合作社的形式进行规模种植,并以共同品牌销售农产品。如此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有利于保证农产品安全。 据新华社报道,一根豆角被“喂”了11种农药,一根茄子一次性混打4种农药,刚喷过农药的蔬菜第二天就被采摘下来,运往市场销售。在这个从田园到餐桌的途中,这些本来不应该出现在餐桌上的蔬菜,最后还是一路绿灯地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有关部门的回应倒是“实在”:既“管不住”又“管不全”。“管不住”是由于我国的蔬菜生产缺乏规模化经营,大都是以一家一户种植为主,由此导致在源头上监控蔬菜安全的难度极大;“管不全”是指批次抽检实际上是依据工业化生产的模式而设立,与一家一户的种植方式不符。在这种模式下,单个批次的安全与否,并不能够代表真正的安全程度。 尽管这些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也不能成为监管不力的借口。新闻中一个批发市场的负责人直言,“我们没有农残检测设备,县里面1年能过来检测1至2次就不错了。”监管部门因为“管不全”就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显然是明显的失职渎职,没有严厉的问责,有关部门就没有“管”的动力。 当然,“管不住”、“管不全”的说法,的确也指出了在缺乏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下,农产品安全保障面临的困境———农户的道德自律成为最主要的约束机制。而市场上如果存在着不自律的种植户,那么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用农药者有更高的产量和收入,那么所有的农户 [...]

宋华琳:血燕事件击中中国食品监管软肋

8月15日,浙江省工商局网站发布信息称,在针对流通领域的食品质量抽检中,发现血燕产品普遍存在亚硝酸盐含量严重超标问题,问题血燕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多家企业则辩称,燕窝产品并无国家标准,因此表示不认同浙江省工商的抽检结论。 这折射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方面法律制度的诸多问题。在法治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作为重要的食品安全监管工具,不仅是生产经营者必须遵守的准则,也是监管部门日常监管的重要依据,更为消费者识别食品质量提供了具体的导引。 据我国《标准化法》第7条的规定,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食品安全法》第18条规定,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以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为宗旨”。《食品安全法》第21条、第22条授权卫生部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已有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 燕窝国家标准的缺失,是我国食品安全标准法律制度运行的一个现实缩影。《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尽管其第23条第2款规定,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应依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参考相关国际标准和国际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但现实中,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主导权是2009年后才依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转移到卫生部的。 两年来,卫生部门逐步加强和相关科研机构、院校、专家学者的联系,于2009年12月8日成立了由来自医学、农业、质检、环境等方面的42名专家组成的首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2010年1月20日成立了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