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

中国的利率真的太高了吗?

       有关中国利率,有着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利率是高还是低?与发达国家的利率相比,中国利率相对更高是正常的。与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近三年的存款利率低的多,而中国的贷款利率自1990年以来都更低。第二个问题,中国利率市场化之后,短期内利率是上升还是下降呢?接近市场利率的话,答案则是短期利率会上升。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放开资本市场,利率会如何变化?由于中国的投资机会和被压抑很久的中国投资外国的需求,资本流向是不确定的,因此利率的走势也是不确定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储蓄率高是因为中国利率太高的原因吗?众多的研究表明,预防性储蓄是中国高储蓄的原因,即高储蓄原因不是价格。

优化银行资产负债管理

       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大约50亿)的迅速增大,使得中国金融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的管理是要更加追求创新,还是回到传统的主营业务变得更加保守?中国的银行给出了它们的答案: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突破75%的存贷比,另一方面加大了拉存款的业务压力。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人民银行死抱住货币供给量的中间变量已经是不行的了,巴塞尔III的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却能更好地控制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这一判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即中国金融业不发生危机(不管是内部冲击还是外部冲击),因为一旦发生危机就意味着存在流动性危机。

国会证词:我们从美联储100年的历史中学到了些什么?

       《我们从美联储100年的历史中学到了些什么》讨论了美联储100年来在5段经济周期中的政策变化。从大萧条的不作为,二战后低通胀高增长的无为而治,到滞胀之下Paul Volcker严厉的盯住通货通胀,再到格林斯潘开启的投机式通胀政策(即相机抉择)。在货币政策的世界中,重要的有三点,第一是中央银行的目标,第二是政策规则,第三是调控工具。美联储的历史表明,在最后贷款人作用的前提下,紧接其后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通货膨胀(不仅仅是具体数据,更重要的是预期),再其次是经济增长(或就业水平)。政策规则的变化是由早期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变成了Taylor法则,以利率为核心政策工具来调节通胀和产出缺口。

对联储购债计划的六大误区

       作为一个从诞生起就饱受争议的非常规政策,QE究竟给市场带来了些什么,又承受了哪些或莫须有的恶名,这些在文章中都得到了简练的阐述——试图重新给定债务水平、经济复苏、市场秩序、超低利率、高通胀等,这些与QE如影随形的名字在QE语境下的角色。

与央行及其他官员基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非正式讨论的摘要

       非常规货币政策作为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将会记入到金融史中。它的执行阶段和退出阶段都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显著的外溢效应,将新兴市场的金融市场置于一轮完整的周期之中。对发达国家而言,央行购买大量私人资产只能存在于发生了系统性流动性风险的时候,其它情况下,央行扩大资产负债表的方式是通过购买政府债券的方式——但这并不表示这种方式没有任何问题:央行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极有可能会对私人金融市场产生挤出效应。作为例子,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情况刚好是一对反例,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没有产生挤出效应,日本则相反。

非常规货币政策——经验与展望(三)

       已经采取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国家,接下去面临的政策选择是什么?如果退出,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退出?应如何退出?如果不退出,风险是什么样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经验与展望(三)》对此进行了翔实的分析。

非常规货币政策——近期经验与展望(二)

        非常规货币政策是通过何种渠道起作用的?效果是怎么样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近期经验与展望(二)》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近期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一饱眼福。

对中国信贷过度增长的估算

       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堪忧的经济趋势之一是信贷增长的持续提高。但几乎所有的超额信贷增长都是通过非贷款授信实现的。从2009年初到2013年上半年,银行信贷的超额增长平均为2%——令人担忧却未达到危险水平。作为对照,总信贷量的超额增长达到了3倍以上,平均每季度为7%。这个情形对中国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非常规货币政策——近期经验与未来展望(一)

       这篇文章探讨了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三方面问题。其一,有哪些政策被使用了,它们的目标分别是什么?其二,这些政策有效吗?其三,这些政策在未来又会继续扮演怎样的角色?    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影响并不明确。较早宣布的政策会抬升全球的资产价格,并可能会有利于贸易发展。而较晚宣布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较小,并会增加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主要对象是拉美和亚洲。稳健的宏观政策会有助于控制这些资本流,然而当资本流量过大,并面临着政策反转的风险时,它们可能会对资本接受国的政策形成压力。

中国的信贷错配

原文选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中国经济观察”项目。原文发表于2013年7月11日。作者Nicholas Borst是PIIE研究员。   中国金融市场所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如何在不造成金融动荡的前提下优化信贷配置。这一主题在过去一年各个主要政治会议中都被反复强调,包括去年秋季的十八大、去年冬季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春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务院办公厅67号文中,这一讯号又再次传递了出来,其要求控制金融风险并利用金融产业来支持经济结构转型。 最近发生在银行间市场的混乱景象可以被看作是这场为实现转型目标而开打的持久战的第一役。受国务院控制信贷增长目标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试图抑制低息货币在银行间市场的流动。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银行太习惯于肆意将贷款借出直到达到监管上限,随后依靠银行间市场的借款来满足流动性需求。人民银行希望向银行传递这样的信息——他们不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依靠银行间市场获取流动性。但不幸的是,这一信息的传递方式过于突兀且易造成混乱,其导致了同业拆借利率一路飙升,超过了可接受水平。而传递到金融行业的信息同样也含混不清,充满了猜忌和流言蜚语,从而导致了对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大量质疑。 中国金融行业所面临的问题大体可以被认为是:在中国,正式的、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借贷成本过于低廉。2002-2011年的十年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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