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

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与社会流动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取决于是否能提高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高端劳动力的工作条件、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如果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在未来10年内不断提升,应当能够提高经济总效率约20-25%。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我们需要:稳步的城城镇化,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市化,这需要改革;需要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需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

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如何衡量贫困?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迪顿(Angus Deaton)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剑桥大学完成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和经济学系教授。诺奖委员会认为他的主要贡献是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本文译自其2014年10月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快报的一篇短文,是展示迪顿研究兴趣很好的一个例子,这篇短文陈述了当时衡量美国显著区域价格差距的努力。

租金管制:地区稳定的关键?

       谁能想到租金管制会在30年后重返人们的视线?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早在1995年就已经通过科斯塔•霍金斯法案(Costa Hawkins Act),将过去的严格租金管制予以废止。对当地租客和住户来说,租金管制重现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城市迁移计划(Urban Displacement Project)的一部分,我们在湾区进行的住房迁移研究发现,很多经过住房迁移的住户认为租金管制政策是合理的,而且,许多学术研究也证明租金管制提供给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的居住者更高的住房稳定性。

世袭政治王朝VS发展

       某些政治评论家可能希望见到希拉里•克林顿和杰布•布什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对决,但更多的美国人可能对此感到惊讶。美国的政治权力变得过于集中了吗?其实在各个民主议会中,世袭家族的相关议员占比各有不同。最近一项研究表示该比例可低至美国的6%,也可高至菲律宾的75%。今天在现代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世袭政治,仍然昭示了知名人士是如何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当特定政治家族掌控公共资源、可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情况下,民主国家并不一定反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不平等的误解

       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处在不平等状况中,不能只凭感觉、眼见、表面现象来断定。与不平等的实际水平相比,对不平等的看法更能反映出政治偏好,而哪些因素会影响对不平等的看法?

       首先,个人会根据自己所处群体的情况推论到全国,可能会得出“所见即是事实”的谬误:那些生活在农村、收入和财产相对平等的人,可能会低估国家贫富间的差距;第二种可能导致不平等观点产生的原因是媒体,电视的煽动性和名人效应越大,收入和消费的极端民众意识就有可能越强;意识形态可能是第三种决定因素;第四,除了错将参照群体当作有效样本以外,个体同样也可能会屈服于其他心理效应。

住房援助体系改革

       事半功倍的财政支出项目总令人期待,考虑到如今的财政状况,政府亟需向这方面的转变,而对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援助项目便是此类改革的重中之重:这些项目的大部分是以很高的成本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而逐步淘汰这些项目有利于提高住房救助系统的成本效益,从而最终腾挪出资源为成千上万的其他穷困者提供住房援助,同时减少纳税人负担,同样也可以弥补当前制度中的其他缺陷。

美国的经济流动性更低吗?

       大多数美国人一直执着于这一想法,美国是一个极其开放的国家,在那里任何人只要尝试都可以成功。这种信念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把它概况成了一个短语:美国梦。但一直以来,鲜有数据来证实或反驳这种自我认知的真实性。目前,基于学术共识,一般评论家都认为美国的经济流动性水平相对较低,所谓的“美国梦”其实更容易在其他国家实现。然而,最近的研究将这个问题极大地复杂化了。新证据的确表明美国经济流动性不是特别高,但却并不像之前研究所描述的那样在国际上落后。

金融有益于社会吗?(一)

       《金融有益于社会吗》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金融年会主席的Luigi Zingales的演讲文稿。他发现,专业学者认为金融带来的好处远远高于社会所意识到的,因为搞学术的人有无视“乌合之众”的观点的倾向,因此搞金融的几乎总是处于公众的鄙视之中。但是大部分金融学者拒绝接触这种想法,不去思考产生那些情绪的任何一个原因。实际上,金融学学者应该深切地关心社会大众是怎么看待金融业的。这些批评声可能包含一些真相,这些真相因为学者身处其中而很难看见。甚至,即使那些批评不是正确的,金融学这也应该关心针对金融业的管制和政府干预所形成的声誉的效应。更重要的是,金融对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非常依赖于公众对金融的认知。

阿西莫格鲁等:不平等的逻辑

       政治制度决定了法律上的政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不平等一起,同时影响实际的政治权利分配。实际权利和法律权利决定了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制度的稳定和挑战。经济制度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进一步影响法律和实际的政治权力。因此,尽管最上层1%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是十分有害的,但这并不是有效思考不平等的社会影响和福利结果的方式。更为相关的是机会平等,或者说公平的竞争环境的缺乏。这些由不平等所创造,或是被相同的因素创造的机会平等的缺乏,巩固了最上层1%人群很高的收入占比。

Larry Summers评论《21世纪资本论》(下)

       Larry Summers在评论《21世纪资本论》时,在针对不平等方面,提出了相当惊人的政策建议。其中一些听上去似乎反对“市场”的政策,充满了经济学智慧。他指出:“还可以做的是使得中产阶级收入更容易提高,同时使得不给社会大量捐款作为回报就很难进行财产积累。更严厉地执行反垄断法,减少对激励效应很少且垄断租金很高的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对能使员工分享利润使其也能参与财富积累的机制给予更多鼓励,增加政府养老金在更高风险、更高回报资产的投资,加强集体谈判安排,以及改善公司治理。或许,就财富不均而言,公共政策可以采取的最重要两步是加强金融监管,以更充分地消除对金融活动的隐性和显性补贴,以及取消导致富人在大都市房地产持续升值的土地使用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