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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哈耶克的启示

原文选自《南方都市报》,作者是美利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   上海市政府下属的信息办和发改委研究部门最近访问了一系列华府智库,试图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应邀对他们做了一次报告,提供了我对k街智库的观察。我已经强烈感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对“让智库运转起来”的强劲需求。且不说2009年成立的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为高级别智库,更有世界银行给中国的改革建议中提议设立高级别智库,类似当年的“体改委”,以在下一步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尽管需求巨大,对设立高级别智库的这类建议也层出不穷,但如何让智库真正起作用,却没有人提供具体而细致的答案。这也和中国目前大量的智库徒具形式、研究大而无当的问题、缺乏对政策细节的关注有关。这些设立高级别智库的建议似乎看不到已经有很多高级别的智库存在,也缺乏对这些高级别智库运行效率到底如何的衡量。 事实上,认为设立一个高级别智库就能解决一系列政策问题的想法,实在是缺乏对智库真正起作用的土壤的了解。智库起作用不仅需要一个高效运转的“思想市场”,还要有一个复杂的思想产品和政策建议的生产过程。“思想市场”容易理解,无非是说要放宽办智库的条件,减少对智库发展的各种限制,增加智库数量,允许不同意见的智库相互竞争,这样对决策者来说反而有更多可选的政策空间。而且由于政策经过充分辩论后,走偏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但对于思想产品和政策建议的 [...]

李华芳:柯克模式

丁元竹教授最近在《中国发展观察》发表了一篇名为《探索智库的研究方法》,称世界越来越复杂,所以决策者需要智库帮忙。因此也就需要对智库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进行思考。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决策者要依赖智库,那么对智库本身的研究应该先跟上去。 大体上我是很认同这一看法的,不过丁教授的文章从非常宏观的角度,重复了一些“应该怎么做”的老生常谈,例如回顾历史开始研究,或者从理论出发开始研究,以及从问题开始思考等三个大方向,立足点也还是“中国的智库应该怎么样”这样比较宽泛的问题。所以我想基于跟各类美国智库打交道的经验,来谈一谈美国的智库到底是怎么“做”的,或许能更直观的带给国内智库一些经验和启示。 我在这个“k街观察”系列专栏里已经介绍过柯克基金会及其对K街右翼智库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个基金会的影响远不及此。让我转述下柯克基金会主席里奇·芬克(Rich Fink)的看法,来体会一下“影响力”到底是如何造就的吧。 严格来说,里奇对传统智库并没有特别大的好感,因为在应对即时性以及面向当下的政策时,智库往往来不及反应。这个困境,兰德公司的总裁麦克·里奇(Michael D. Rich)在2012年G20智库峰会上也提到了,需要迅速反应的政策界与需要一定研究时间的智库界之间的潜在冲突加剧,使得业界对智库的要求越来越倾向于新设立或寻找“倡导型”智库进行合作,例如为奥巴马再次当选立下汗马功劳的“美国进步研究中心”( [...]

李华芳:兰德公司的挑战

宾夕法尼亚大学在今年的G20峰会前举办了一个G20智库会议,邀请了来自G20国家的著名智库参加。由于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是智库全球排行榜的制作和发布者麦甘(James McGann)教授,其主要关心的是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因此此次参加的也是各国在国际关系领域有影响的智库。来自中国的是社科院美国所。尽管来自各个国家的智库领导人讨论了各种重要的议题,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话题是智库界本身如何应对挑战及获得持续的发展。 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兰德公司的主席里奇(Michael D. Rich)的发言。里奇提到了兰德公司面临的两大挑战,均与智库的独立性问题紧密相关。第一个挑战是政策界,或者说更广义的决策界,对政策问题越来越需要快速的回答。但事实上要解答这些政策问题,却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这些问题本身就属于长期问题。里奇指出不管是诊断问题的根源,观察事情发展的趋势,设计、评估以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监测解决方案的有效性等都需要时间。而决策界对此却越来越不耐烦,需要即时的回应。 一方面是对快速回应的需求,而另一方面是智库研究不得不花的时间,这两者的冲突在今日的智库界已经越来越明显。不少智库迫于这种即时性需求的压力,转而追求短平快的政策评论取代耗时较久的政策分析,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是在媒体传播上花费的时间和经费就要多于花在传统政策研究上的时间和经费。对兰德公司来说,严肃认真研究的风险在于耗时费力,无 [...]

李华芳:NGO如何处理政府关系:评崔永元与湖南教育厅的争议

1,在参与中成长 最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属的专项基金“崔永元公益基金”与湖南省教育厅的争议,引出了一个非政府组织(NGO)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即NGO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事情的大致原委是崔永元公益基金向湖南教育厅发信要求配合该基金的“乡村教师培训计划”,而湖南教育厅以“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作为回应。此“三不”态度激怒了崔永元,崔以“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再复湖南教育厅。教育厅表示委屈不理解,而崔永元则坚持批评教育厅。要回答NGO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先要理清楚纠结在此事上的谜团。这一看似孤立的事件,实际上反映了不少当下中国的NGO与政府间关系的弊病。 一般来说,NGO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立性相当重要。在民主社会中,这种假设是非常切近现实的。一旦NGO自身的地位是独立于政府的,在组织上不挂靠政府,在资金上不依赖政府,那么其对待政府的态度也就会十分不同。在传统上,NGO除了与政府部门竞争同类型的社会服务,也与政府部门合作处理社会难题,例如环保扶贫等领域。而在某些条件下,NGO还可能成为对抗政府的力量,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和东南亚的NGO抗争等。这是NGO被认为是对抗当前政府的独立力量,通常有助于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型。 但新近的研究越来越发现,在转型时期,NGO的独立性并不是一个其有效发挥作用必要的条件,甚至对于推进民主转型而言,这种独立性也不是必要条件。郁 [...]

唐学鹏:全球基金的“退出”说明了什么?

近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回应“全球基金逐步退出中国”一事,表示“全球基金方面并没有明确表示哪一年会撤出中国,也没有说项目结束之后会怎么样。” 据说全球基金同中国方面发生冲突的原因,甚至发生“冻结事件”,一个是对全球基金下放给中国项目经费管理的不满,以及对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度的争议。简单地说,就是认为中国方面在运作项目资金方面非常不规范。另外,中国的NGO抗疾组织没有代表性,真正有效的民间NGO处于被排斥的状态。 这些解释是不够全面的。中国方面的原因当然是不容忽视的,但全球基金也有自己的原因。全球基金成立于2002年,初衷是为了在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痢疾。当时联合国安南秘书长是基金的重要推手,鉴于当时联合国陷入官僚主义丑闻,全球基金最终并不是由联合国来运作,而是独立运作。本质上它是一个融资平台,它只管如何筹钱和花钱,抗击疾病的技术支持和平台流程则由世界卫生组织负责。筹钱的来源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以及像比尔.盖茨和歌手波诺这样的慈善家。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捐钱,大约占总资金的95%以上,截至今年,美法日德英瑞西等54个捐助国已经捐了172亿美元(承诺是283亿)。 由于金融危机从次贷阶段进入了主权债务阶段,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很高,所以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削减或者拖延对全球基金的捐助数量。而全球基金花钱又比较“狠”,全球基金过去10年花掉了194亿给145个国的600个项目,现在出现了严重的赤字,亟 [...]

傅蔚冈:公益基金会不能从事投资活动吗?

公益机构可以从事对外投资活动吗?在国人印象中,公益基金会就应该是一个专门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机构,而不应该和商业活动挂钩,更不应该从事投资活动,就如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事发后有律师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任何投资都有风险,作为一家慈善组织,河南宋基会不应该涉足证券、股票、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 应该说,这样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但是,一个慈善机构,或者说公益基金会,其资产真的不能涉足证券、股票和房地产行业吗?其实细细分析,这个前提并不存在。 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公益机构投资的规定。《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这意味着对于基金会而言,除了开展公益性的资助活动以外,让基金会保值增值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众所周知,基金会成立时需要一笔注册金额,即便是最低的门槛也有200万元。而一个事实是,基金会不可能在其第一年就将这笔资金使用殆尽。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发起金额基本保持不动,每年需要资助活动的经费都是从这个发起金额的收益或新募集的款项中支出。因此,如何保管好这笔款项,使其保值增值,就成为基金会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件大事。而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实际利率为负的今天,如果仅仅将这些资金存在银行获得利息收入,“保值增值”的任务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有的法律规范并没有限制基金会从事房地产业,这意味着河南省宋基会从事房地产投资的行为 [...]

李华芳:再谈思想库的独立性

在《保持独立》中,我提出了一个思想库独立性的问题。但除了资金来源之外,还需要从其他的视角来全面审视思想库的独立性问题。 该思想库是否登记为独立组织,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这一点对K街思想库而言不是问题,因为在美国登记成为独立的非营利性的思想库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一般而言,思想库都会登记注册成独立的NGO组织,以便享受国内收入代码501c(3)下的免税待遇。这与中国的双重管理体制不同。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独立思想库通常叫做民办社科研究机构,是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一种。对其的管理除了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之外,还需要有业务主管单位负责业务方便的指导,这被称为“找婆家”。同时即便注册成为了民办非企业单位,执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会计制度,一样不能在税收方面享受优待。这也导致不少思想库直接以企业面目出现。 不过事情也并非如此简单。即便在形式上登记为独立NGO组织,由于各种原因,美国思想库可能也会在独立性上受到限制,尤其是受到历史原因的限制。例如众所周知,兰德公司(RAND)是脱胎于美国空军研究部,原来旨在研究军事技术为空军服务。随着时间的发展,兰德开始逐渐壮大,但即便时至今日,美国空军依旧是兰德最大的支持方。这就招致人对兰德真正独立性的怀疑,从资金支持到政策研究意图,都遭受怀疑。例如在阿贝拉(Alex Abella)的《理性战士:兰德公司与美利坚帝国的崛起》(Soldiers of Reason [...]

李华芳:裸捐的制度困境

在盖茨和巴菲特来华前夕,富人行善这一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突然变得像新生事物一样了,这难免令人感慨万千。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些传统在历史的底部绵延,从未中断。尽管在现代公益组织管理和行善技艺方面,盖茨和巴菲特的确可以给中国富豪上一课,但从行善意愿而言,就没什么可以指教的了。 从汶川救灾到舟曲救难,从曹德旺到陈光标,不管是中国的穷人还是富人,都显示了极大的捐赠意愿和热情。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要问,既然大家有意愿捐赠,那么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捐赠? 在陈光标之前,曹德旺先生也试图通过捐赠股票来设立自己的“河仁基金会”,但由于民政部未有相关规定,同时也没有先例,所以一直搁置,未能成功。在曹德旺之后,又有陈发树的新华都基金会,遭遇同样的困境,悬而未果。这些示范效应一直存在,陈光标之后,先后有华旗的冯军、广东雷州市正厅级老干部陈光保等跟进表示捐赠。但这些生前承诺的捐赠最终要落实,困境却依旧与曹德旺所遭遇的如出一辙。 在现有《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框架下,第七条对业务登记单位和主管单位的双头领导要求;第八条对于私募公益基金会过高的资金门槛限制,和原始到账货币资金不少于200万的规定;以及未规定税前抵扣细则等,其实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捐赠”规模。当然这些限制也存在“高成本”的变通法。 例如对于双头领导的限制,主管单位难找可以通过类似中国红十字会与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这样的合作创新来突破,一来 [...]

李华芳:推广壹基金成功经验

“壹基金”全名叫做“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实际上这一名称就明白无误显示了“壹基金”的尬尴处境。作为一个募集善款超过两亿七千多万人民币的成功典范,“壹基金”甚至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金会,而只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下属“计划”而已。 李连杰在9月12日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透露,壹基金计划与中国红十字会的签约期限是三年,现在三年期限将至,壹基金计划可能中断。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李连杰的壹基金在创立伊始,属于私募公益基金会性质,而对私募的限制是不可以公开募集善款。而对于像中国红十字会这样的公募基金会而言,则不存在这一限制。所谓公募,就是公开募集善款的意思。将“壹基金”作为一个计划置于中国红十字会之下,这无疑是当时解决这一“身份困境”不错的选择。 这一制度困境在《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就已经存在,第七条对业务登记单位和主管单位的双头领导要求;第八条对于私募公益基金会过高的资金门槛限制,和原始到账货币资金不少于200万的规定;以及未规定税前抵扣细则等,都严重限制了非公募公益基金会的发展。因此这也迫使想成立非公募公益基金会的私人去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来绕过这一旧条例的限制。壹基金计划就是这样一个创新的产物。 公益领域的从业者往往容易从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一旦当壹基金计划遭遇困境的时候,从业者自然认为是主管的“红十字会”不厚道。我也提出,整个红十字会的财务透明程度和可问责程度 [...]

马光远:把慈善还给民间

9月12日,李连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所创立的“壹基金”计划面临可能中断的命运。他说:“壹基金”是一个已经生了的孩子,但是没有身份证,身份和法律结构模糊。因此,李连杰声称,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保证下,做“壹基金”这样的尝试,就有可能面临中断。 其实,“壹基金”可能中断,一点都不值得吃惊,因为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壹基金”在成立之初被动选择和中国红十字会合作已经为今天可能的“停盘”埋下了伏笔。按照李连杰的说法,2004年东南亚海啸后,他决定回国做慈善。最初的想法是成立个由民间发起、遵循市场规律、跟国际接轨的慈善机构,但他在研究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后,他发现在现有政策环境下,民间发起公募基金会几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因此,这个著名的“壹基金”的全称是“中国红十字总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开户行也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只有收款人中有“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字眼。也就是说,“壹基金”从来都不是具有独立身份,它只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一个专项募款计划,基金本身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也没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只是在中国红十字总会账户下单列了一个科目。 很显然,“壹基金”遭遇的尴尬,绝非个案。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世界慈善史,其实,民间的慈善有着远比“国办”的慈善事业悠久的历史,这在中外都概莫能外。无论汉唐,还是晚近,中国的慈善事业基本上都可以定义为“非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