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think.sifl.org 《思想库报告》| 熟谙思想之美，洞悉决策之道 Wed, 08 Sep 2010 07:31:46 +0000 http://backend.userland.com/rss092 en 最近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当前,国际国内产业分工深刻调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步伐加快。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 从字面来看，上述文件措辞得体，使用了诸多经济学话语，看起来似乎无可挑剔，但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行政文件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最近听到的两个朋友亲历的故事，也许能给这些挂以“产业转移”之名的宏大叙事提供某种注解。 朋友甲先生在温州拥有一个大型鞋类加工企业，长期从事出口代工业务。2009年以来，企业经营面临重大问题是，工人很难找，或者很不稳定，由于招工不足，企业运作不正常。 为了招工，甲先生去走访了江西，湖南一些身份，并且找到机会和当地官员进行沟通。由于劳动力的市场化流动，在招工问题上，当地官员其实也无能为力。不过官员们却主动的邀请甲先生到当地投资，把企业迁移到当地。为了招商引资，当地政府可以在财政，税收，信贷和土地方面给予诸多优惠。如果投资到达一定额度，地方政府甚至愿意主动建好厂房，租给他们使用。同时，地方政府会给予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等政治待遇。 更重要的是，由于临近劳动力输出地，劳动力供应似乎不成问题。劳动力成本也可以得以大幅下降。比如在温州，鞋厂普通工人月薪起码要到一千五，还招不到人，但是如果到了湖南，湖北，江西，招收一些本地工人的话，月薪一千就是比较好的收入了。如果按照一千名员工来计算，那么每个月能省下来的工资就是50万，一年在劳动力上的成本节约就是600万，这已经超过目前企业的利润总额了。 当地政府官员开出的这些条件，当然让甲先生很动心。在他看来，沿海人工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制造业向中西部迁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再说，最近这些年，国家在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使得中西部的运输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因此这种产业迁徙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选择。 当然，让甲先生担忧的问题，除了企业迁徙本身费心费力外，需要面对的是当地环境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湖南，江西等地缺乏必要的配套产业，而制鞋业是需要很多配套行业的一个产业，除非当地政府主导打造一个完整的配套产业链条，否则一家企业孤伶伶的迁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乙先生在浙江桐庐经营一家大型服装企业，多年经营下来，事业上有所成就，不过最近数年，同样被劳动力短缺，利润稀薄等问题所困扰，因此也在寻找着转型机会。四五年前，他前往安徽某地出差，恰好碰到当地主管招商的一个副市长，双方言谈甚欢，对方邀请他前往铜陵投资设厂，并承诺会给予最大的优惠。乙先生是个做事干脆的人，很快他就在铜陵买地，建设厂房，安装设备，一个投资数千万，崭新的服装加工企业就在当地运营起来。自然，这个过程中，拿到的土地相对廉价，在副市长的关照下，企业的固定资产也可以作价抵押，获得企业急需的流动资金贷款。虽然缺乏一些配套产业，使得管理成本和运行成本都比预计的高很多，但是刚开始的半年，由于宏观形势不错，出口成衣总量攀升，因此企业运作似乎颇为正常。 但是问题很快接踵而至，那就是当地的政府机构，工商税务，环保劳动监察，卫生公安等等很快就瞄上了这个企业，他们以各种形式展开执法检查，而来的每一个都是得罪不起的爷，每个都要陪笑脸，吃饭喝酒是不必可少的项目。连番累月的应酬让乙先生觉得疲于应付，想寻求那位副市长的帮助，希望他能帮助打个招呼，阻止这些上门的蝗虫。不过戏剧化的是，他自认为是哥们的这个副市长因为另外的腐败案件，东窗事发，而被捕入狱了，而当地的几家银行也非常势力，马上把原来给予他们企业的信贷额度给取消了。经营成本上升，交际成本上升，同时资金链开始出现紧张, 与此同时，由于2009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原来的出口订单忽然一下子消失了，这多重打击之下，这个朋友再也无法支撑，使劲全力，了清债务，遣散工人，然后关门大吉。 我再见到乙先生的时候，他甚至把原来在桐庐的服装企业也转卖给了别人，手上握着一笔现金，正在了解新能源行业的一些信息，希望将来在这个领域能逮住一个好的投资机会。回首往事，这个朋友的感慨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千万不能去投资，否则就很容易被人关门打狗，很多政府官员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像是你的孙子；等你真正投资下去，你就是他们的孙子了。 对于乙先生的经历，甲先生显然并不意外，他当然也明白在中国这个人治社会，异地投资的风险。但是像乙先生那样，把企业快速变现，然后去搞资本投资，他觉得也不靠谱，毕竟经营企业那么多年，更熟悉的还是实业领域。但是现在实业经营，却日益进入困境。怎么办？是固守困局还是冒险去中西部投资，顺着所谓产业转移的潮流漂浮？ 对于甲先生的困惑，我当然无法给一个明确的意见。不过我倒是提出了几个简单问题，比如为什么不涨工资来吸引更多劳动力呢？为什么不采取措施稳定工人？为什么是搬迁企业去追逐工人，而不是工人流动来追逐企业？ 甲先生的回答虽然不完整，但是大致的厘清了导致目前困境的“政府因素”。 首先，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是沿海地方政府眼里的鸡肋。虽然他们知道GDP还是靠这些行业支撑，但是在节能减排，环保，维稳等等硬性指标考核下，劳动密集型行业往往让地方官员承受压力。如今地方官员更加偏好的是大型国企，财富500强，高科技，新能源之类充满噱头的企业，这些企业能够更快的带来政绩收益。因此，沿海地方政府对出口加工企业原来给予的诸多优惠措施慢慢回收，这意味着在税收，用地指标，用电指标，信贷安排等方面，这些企业都受到某种歧视性的待遇。 至于劳动力成本，原来只占总成本的20%以下，但是经过最近两年数轮工资上涨，劳动力的成本已经接近FOB价格的30%，挤占了原来大部分的毛利润。于此同时，税收成本和原材料成本都不降反升，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退税降低，而这些行业，国内企业往往没有定价权，意味着成本上升无法通过出口售价上涨来转移，也意味着企业没有空间来支付劳动力价格的进一步上升。 而在另外一方面，为什么工资涨价幅度接近30%，比如一般工人月工资从原来的1200元涨到1500元，也无法留住工人呢？自然，这和消费品物价上涨息息相关。最近两年以来，水电媒气，柴米油盐等日用必需品价格轮番上涨，由于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沿海地区普遍房价高涨，房租也水涨船高，外来工人的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因此对工资涨幅有了更高要求。再说，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外来工人无法落户，在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都面临歧视，因此工人都像候鸟，不可能真正在就业地定居下来。 简单的说，由于政府成本的上升，由于政府政策所造就的恶劣环境，东南沿海地带很多传统的中小企业已经很难维持正常的经营，如何解释目前这种困境的成因和今后的出路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而客观来说，大部分企业家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比如货币政策）和社会政策（比如户籍制度）和企业经营成本之间的关系链条缺乏深入的了解，总是想当然的认同舆论和官僚唱和的所谓区域经济转型，产业转移，或者腾笼换鸟等等形象的说辞，认为所属企业已经不适合环境，从而在政府政策的指挥棒下辗转到中西部寻找生存空间。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很多象乙先生那样的企业家已经付出代价，而很多象甲先生那样的企业家还在迷惘的道路上。 不过对于甲先生企业所面临的这种困境，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现象—沿海出口加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以致政府大张旗鼓的主张产业转移，腾笼换鸟等等行为，显然是个值得探究的话题。我并不会在一般意义上反对产业转移。事实上，在市场主体追逐利润的驱动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集群等等现象都是自主发生的。但是目前沿海地区许多企业的生存困境和中西部地方政府变态一般的招商引资行为互相作用下，所谓的产业转移完全可能畸变，成为某种歧途或者陷阱。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当产业转移变成政府的特定政策，成为鼓励政府干预经济的堂而皇之的理由，祸根就埋下了，就变成了对市场运行机制的粗暴干涉了。甲先生所叙述的故事证实了政策环境越来越有“敌意”。 回溯甲先生的分析，其实完全可以找到另外一条应对目前所谓产业困境的道路。那就是降低政府的费用，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让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去决定企业的生存机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通过种种歧视性的措施，强行逼迫所谓的产业转移。另外，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很多歧视性的社会政策，尤其是户籍制度，医疗教育制度等等，这些歧视性的制度人为的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毕竟在所有要素中，劳动力的流动性是最便捷的，现在的政策在劳动力方面的壁垒越筑越高，却鼓励所谓的产业转移，这不是舍本逐末，南辕北辙吗？ 因此，公众必须对政府高调推动的产业转移政策保持谨慎。很多时候，这种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其实是一个陷阱，是为了回避更实质性的政治和社会政策改革的同时，继续保持对经济体的掌控而推出的措施。企业家们如果对此有充分的认识，那就不会简单的配合政府意图而翩翩起舞，因为对于企业经营来说，这很可能会是一个低水平的重复， 或者是一个从痛苦到更痛苦的过程。 那么企业经营者应该如何回应？表面看来，单个企业家影响政策和环境的能力是有限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毕竟经济政策层面，社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参与空间与博弈能力。 企业家阶层如果有明确的认知和充分的自觉，完全可以联合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辩论，让问题背后的问题得到呈现。以产业转移为例，问题决不仅仅是出口加工产业需要转型，其实更需要转型的是政府和政府的运作方式。如果政府运作成本能够显著降低，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合理有效，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够减少，同时一些不利益要素流动的政策能够被移除，那么在沿海地区，很多行业还有长期存续的空间。比产业转移更重要的是政策环境的改善，而政策环境的改善离不开企业家阶层的积极参与。企业家如果主动放弃在公共领域的博弈能力，那么在权力面前，永远是弱势群体。经营企业就像一群鸭子一样，被权力之棒赶来赶去。 日前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全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先生谈到中国民企安全感和社会责任时说道：“民企的社会责任，不等于和不止于捐款和济困扶贫，更应该是通过有效的有序的政治参与，大力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在源头上和根本上，在体制和法律层面，谋求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 我十分认同保先生的说法，为了企业的自身利益，为了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商业环境，企业家们需要承担与其相适应的社会角色。 作者为独立学者。 ... http://think.sifl.org/?p=2833   ... http://think.sifl.org/?p=2832 从K街通往国会山的道路上，游说已经日益专业化，并且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精细的产业。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相关的领域，总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相应的游说组织，全体一致的同意非常罕见。实际上就任何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而言，必然是福祸两相依，很难让所有人满意。这时候利益集团就会亲自出马或者雇佣专业的游说机构进行游说，以影响国会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法案。 利益集团是游说业的最大买家，这些买家形形色色，按照内容可以大致分成几类：第一类与儿童相关的。人生的最初阶段是不是应该花大钱？这是问题的聚焦点。基本上美国出生的孩子，都被当成国家财富的一部分来看待，因此在孩子身上，美国人的投入可谓高矣。新移民利益集团当然欢迎加大对孩子的投入，但也有人反对，尤其是在种族问题上观点比较保守的利益集团更是认为自己出钱补贴了不喜欢的人，要求政府慎用补贴。而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不断通过游说来强化各种儿童福利法案，这样基本上能保证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能够依靠财政补贴养活一家四口，生三个的话还有盈余。通过多生孩子的策略，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数量急剧增加，连带西班牙语也跟着流行起来。华盛顿的各类报纸上时常可见西班牙语培训的广告。 第二类是与教育相关。孩子长大了总得去上学，那么上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呢？每个孩子都是美国的财富，那么必须保证“不拉下一个孩子”（No Child Left Behind），这一NCLB法案2001年获得通过，意味着联邦预算必须增加在教育上的支出。实际上不仅如此，美国至少有50项法案及修正案与此相关。而这还没有涉及到高等教育领域。这里面的利益集团的辩论也极其精彩，教育设备供应商认为应该多增加教育设备才能提高学生的成绩，而教师工会显然认为这是个荒谬的主意，所以双方就又需要游说，各自提供报告来证明自己的有效性。这就像在市场上各自展示自己的产品，相互竞争质量竞争。纳税人握着选票来挑选各自的代言人。 第三类是与医疗卫生相关的。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两头除了儿童保障和养老保险外，中间除了教育，大概就属于医疗问题最大。围绕医疗的争议之巨大，简直让人觉得美国人在医疗上浪费的口水实在太多了，各个利益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不是针尖对麦芒相互叫阵。最为明显的恐怕是奥巴马的医改政策了，要在不增加原有负担的情况下提高医保覆盖率，这种有挑战性的言论如果才能实现？如何避免变相向公众加税？是否能够避免挪用其他方面的资金？即便在奥巴马的改革获得通过之后，这种争议还将继续，而且可以想见，争议各方将严密注意着预算变化和医改方面的支出。 第四类是与养老相关的。这是极其庞大的团体，因为要争取维持和扩大联邦预算在养老方面的支出。当然有想要得多的，自然也有想要给得少的。例如我现在阿灵顿的房东已经百岁高龄，依旧神采奕奕，实在是得益于过去长达40多年的养老保险。想想看过去四十年间在辛苦工作的人的感受，自然不难理解工作群体要求减税、让老年人们自己去参加商业养老的呼吁。 上述四类利益集团的争议实际上也蕴含了美国公共政策讨论的大部分内容。当然还有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以及外交等方面的讨论。但围绕一个普通美国人的生老病死展开的公共政策讨论，构成了游说者聚焦的内容，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提供这些内容，以争取利益集团作为自己的客户。 从2000年到2005年，在短短的5年间，K街用于游说的金钱总额从16亿美元增加到了21亿美元，增幅高达31%。而2009年，K街游说总收入已经达到34.7亿美元，已是2000年时的2倍有余了*。 * 丁刚，2006，不了解K街，就不了解美国政治，人民网。 作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思想库报告|“思想库”专题 陈尔东：在路上的中国智库 王辉耀：中国智库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王辉耀：智库之我见 王辉耀：中国需要民间智库 李华芳：中国也要有K街 李华芳：从Street到Hill–如何进行有效的公共政策辩论 王莉丽：中国思想库往何处去 王莉丽：大国智库影响力，路还有多远？ 王莉丽：美国思想库的“旋转门”机制 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 http://think.sifl.org/?p=2831 2009年7月2日至4日,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举办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亦首次正式亮相。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国经中心”主要有研究经济问题、开展经济交流、促进经济合作和提供咨询服务四大职能,并设立了专门基金来筹资,实行市场化运作方式。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与摸索,“智库文化”在西方国家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概念。作为学术界和决策者之间的一座桥梁,智库通常在政策制定层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从民间渠道筹集的经费也确保了国外智库自身的独立性,使之不会轻易被决策者左右。研究团队的精英化,与决策者频繁而富有成效的互动,公共教育项目的广泛覆盖,共同促进了西方“智库文化”的蓬勃发展。比如,作为全球非营利组织密度最高的城市,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杜邦车站附近聚集了多家世界顶级智库,它们关注的领域也涉及到内政和外交的各个领域。 中国国内的绝大多数智库均具有官方背景,运作模式上也与西方智库存在差异,更多的时候是在扮演幕僚的角色,而缺乏与公共空间的有效互动。运作机制的不成熟和资源配备的不完善导致本土智库尚不具备独立话语权,而是主要以经济研究为主导,很少涉及公共治理的相关范畴。 三年之前,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之一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落地北京,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成为中国智库领域的首位常驻“外援”。2007年,美国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所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列为美国本土以外的全球十大顶级智库之一,这也是中国智库第一次获此殊荣。“国经中心”在这个夏天的横空出世或许会将本轮“智库冲击波”推向新的高潮。通过智库这样的平台,思想的交锋、理念的共享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落实,并进一步转化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催化剂。 公共知识领域的发展将会不断推动公民社会的前进与完善,也有利于执政能力在实践领域的真正落实和提升。逐渐成长的中国智库群体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也依然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和困难。目前看来,中国本土智库尤需在独立性和公共性两个方面加以改进。秉承“立足学术圈,服务决策者,启迪全社会”的原则与使命,本土智库理应成为知识分子与政策制定者进行沟通和互动的最佳平台,并在推动民主与法治的进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此外,民间独立智库如果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把研究范畴拓展到经济政策以外的其他领域,关注公共治理中的更多元素,相信会为整个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2009年7月2日至4日,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举办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亦首次正式亮相。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国经中心”主要有研究经济问题、开展经济交流、促进经济合作和提供咨询服务四大职能,并设立了专门基金来筹资,实行市场化运作方式。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与摸索,“智库文化”在西方国家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概念。作为学术界和决策者之间的一座桥梁,智库通常在政策制定层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从民间渠道筹集的经费也确保了国外智库自身的独立性,使之不会轻易被决策者左右。研究团队的精英化,与决策者频繁而富有成效的互动,公共教育项目的广泛覆盖,共同促进了西方“智库文化”的蓬勃发展。比如,作为全球非营利组织密度最高的城市,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杜邦车站附近聚集了多家世界顶级智库,它们关注的领域也涉及到内政和外交的各个领域。 中国国内的绝大多数智库均具有官方背景,运作模式上也与西方智库存在差异,更多的时候是在扮演幕僚的角色,而缺乏与公共空间的有效互动。运作机制的不成熟和资源配备的不完善导致本土智库尚不具备独立话语权,而是主要以经济研究为主导,很少涉及公共治理的相关范畴。 三年之前,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之一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落地北京,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成为中国智库领域的首位常驻“外援”。2007年,美国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所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列为美国本土以外的全球十大顶级智库之一,这也是中国智库第一次获此殊荣。“国经中心”在这个夏天的横空出世或许会将本轮“智库冲击波”推向新的高潮。通过智库这样的平台,思想的交锋、理念的共享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落实,并进一步转化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催化剂。 公共知识领域的发展将会不断推动公民社会的前进与完善,也有利于执政能力在实践领域的真正落实和提升。逐渐成长的中国智库群体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也依然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和困难。目前看来,中国本土智库尤需在独立性和公共性两个方面加以改进。秉承“立足学术圈,服务决策者,启迪全社会”的原则与使命,本土智库理应成为知识分子与政策制定者进行沟通和互动的最佳平台,并在推动民主与法治的进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此外,民间独立智库如果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把研究范畴拓展到经济政策以外的其他领域,关注公共治理中的更多元素,相信会为整个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文章获作者授权，作者陈尔东是美利坚大学的学生。 思想库报告|“思想库”专题 王辉耀：中国智库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王辉耀：智库之我见 王辉耀：中国需要民间智库 李华芳：中国也要有K街 李华芳：从Street到Hill–如何进行有效的公共政策辩论 王莉丽：中国思想库往何处去 王莉丽：大国智库影响力，路还有多远？ 王莉丽：美国思想库的“旋转门”机制 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 http://think.sifl.org/?p=2829 王辉耀：中国智库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智库”开始走进国人视野 今年以来，智库这个词频频出现在国人视野。年初，由中国前副总理曾培炎“出山”组建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下半年成功主办了规模盛大的全球智库峰会，包括李克强副总理在内的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亲自与会，向中国知识界和全球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政府对智库这种非政府非营利的智囊形式高度重视，并决心推动其发展。而各大媒体对峰会的报道以及同时对智库概念的普及，也引发了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中国的智库机构。我也代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并与前来的世界著名智库代表，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协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库的代表有过交流，并有很深的感触。 我的感触和思考，不仅仅涉及这次峰会，也与我数年来创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所经历的一切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在物质层面的进步举世瞩目：中国举办了史上最豪华的奥运会，修建了天堑变通途的三峡工程等，以至于世界主流媒体把G20峰会称为美中主导的G2。然而，这些成就仅仅属于过去三十年，更仅仅属于硬件方面的发展。中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更大进步，还应该包括软实力的发展，即思想观念、文化教育方面的突破，而其中政府决策、政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改革更是关键因素。中国如果能有大量真正独立的、高质量的民间智库产生，那么，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决策就能集聚更多各方面贤能达人的合理论证和声音，从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民主化，减少失误。 中国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情。如，中国有着西方所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效率。然而，如果决策不够科学化，“集中力量”所带来的损失也会是巨大的。中国需要具备专业能力、敢提出一定“储备性政策”的政策研究机构——智库。另外，中国“兼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同于西方全职的议员，社会与公民该委托谁来进行相关的政策研究便显得特别重要。我认为，中国特别需要有保持一定独立性、民间性与利益中立性的第三方机构——民间智库，为中国发展增添智慧。 发达国家的智库影响力很大 智库这个概念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然而在西方世界20世纪初便开始盛行。据统计,全球有5465家智库，美国智库有1777家，已经形成了全球最为发达的市场和成熟的运行机制。而中国大陆被国际认可的可被称为智库的研究机构,只有74家。 在智库发达的国家，有人将智库称为同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第四大机构，可见其对社会决策的巨大效用。如著名的兰德公司的“成名之作”，就是在朝鲜战争前夕，于美国政府、军方一致认定中国不可能出兵的背景下，发表了一个后来为事实所证明的结论：“中国将出兵朝鲜。”尽管他们的研究报告打算以200万美元出售给五角大楼却遭到拒绝，但此后的美国政府却成了他们长期的头号客户。兰德公司也因此确立了自身在美国的价值和影响力。 但是到现在为止，中国智库所发挥的作用远远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中国目前95%的智库都非民间智库。我并不是说官方智库不好，这就有点像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任何私营企业一样，智库之间缺乏竞争就会存在问题。中国需要多元、多类型的智库，但目前的状况并不乐观。例如，民间智库本是非盈利组织，但中国现阶段的政策却要求，必须让其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形式注册，或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另外，社会文化也存在一定问题。我认为，企业和个人为社会做慈善，不一定是捐图书馆、捐体育设施，也可以捐助民间智库，完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研究事业也一样是做公益事业。在国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著名企业家、政要捐助成立了许多智库，例如美国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等，但中国目前还看不到类似的捐赠。 中国需要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 智库尤其是具有独立性与利益中立性的智库，对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社会公共政策完善的作用不可替代。 2009年的一期《瞭望》新闻周刊曾估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为2000个，数量已经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但这就跟中国的大学每年生产的“博士”数量世界第一、科研人员总量世界第一、科研经费总额世界第六，而本土却没有在无意识形态差异的自然科学领域培养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按照国际评判标准仅仅认可中国大陆有智库74家，比亚洲的印度和日本都要少很多。 在国际重要事件当中，各国智库频频展现其“智士谋臣”的风采，而中国智库却不止一次处于“失声”状态，这种 “无声的尴尬”不能不令人忧虑。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国际化智库，是中国智库发展当中最大的缺陷。大国需有大国智库，在中国的大国崛起历程当中，有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国际化智库绝对不能缺席。 由于中国目前95%的智库是官方智库，且这些中国思想库所代表的“软实力”与中国综合国力的世界地位不相对称，也就是说“软实力”发展大大滞后于“硬实力”，因此中国政府未来对智库进行一定的培育，包括出台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将是必然的。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引入竞争机制，按智库本身规律来运作，政府的公共政策出台要进行研究招标，就像当年政府引入世界银行项目都要进行招标一样。当官方智库过于行政化，就只会成为行政机关的延伸——或类似于政府宣传部门，也就无法完成提供“储备性政策”的工作。同时，还要加大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在多数领域允许他们与官方智库公平竞争来获得项目与经费，否则，连内部竞争都没有，中国智库是不可能崛起为能与全球顶尖智库竞争的“大国智库”。 独立性是智库的根本 2009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我也参加了这次峰会。这是中国首次举办这样高规格的全球智库峰会，但这次峰会也引起了我对中国智库发展的思考。智库(ThinkTank)是以专业从事决策与政策研究、咨询、建议的新兴非营利机构，在现代社会对推动政府的决策科学化、公共政策完善作用不可或缺，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某些舆论甚至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温家宝总理也明确提出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 但在中国，尽管有媒体估计中国各类智库已达到2000，数量甚至超过美国，但似乎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以及国际上表现出真正的影响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仅仅认可中国大陆智库只有74家。我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还不成熟，至少在民间性、独立性、国际化三个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古代“军师”、“幕僚”等名词产生开始，几千年以来，中国并不缺乏官办的东方式“智库”以及为个人包括帝王服务的“智囊团”。但是，有公共性质的现代智库却是西方的产物。西方现代意义的智库是一种存在于政府、社会、学术界之间作为第三方提供储备性政策以及长远战略规划的公共智囊团，这种公共性也可以解释为民间性，因为他们研究的政策真正的承受对象是民间的企业和个人，所以也就强调智库服务政府却不能是政策与规划直接的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说避免成为利益相关者，而智库专家一旦通过“旋转门”成为实际的领导者和执行者，身份也会从学者变成官员。 中国目前也大部分是官方和半官方的大学附属型智库。由于官办智库的特点，例如研究资金来源于政府，研究者属于政府终身公务员编制，工资和职位由政府决定等，智库往往就会异化和失去公共性或民间性的本质，成为政府政策的宣传者和诠释者，很难提出具有质疑精神的意见建议以及具有替代性的“储备性政策”。在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与管理的职能思维要在实际行动中从“父母官”转变到“公仆”，就有必要建立社会、公民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机制，而智库作为社会各行各业中惟一专业的公共的政策研究者，如果缺乏民间性以及第三方的公共沟通性，就很可能成为政府的“传声筒”，民意就会在政策制定中被疏漏。 当然，智库不能只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也意味着要保持独立性。也只有具备一定的独立性，才能保障智库为政府或社会提供公正、客观的研究、建议、意见，这也是智库的根本价值所在。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首先，智库自身具备相应的“智慧之士”以及职业精神能完成独立的研究。其次，智库必须摆脱资金来源的单一化，有稳定和多元的收入，避免被赞助者“绑架”成为“利益代言人”，同时尽量让研究保持独立自由的空间，例如管理制度上可研究、筹资、经营等散开。最后，还必须有让智库保持独立性的制度、环境、文化。 最后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目前在这方面并不完善。一是政府的信息公布制度还不够透明完善，非官方智库无法保障信息和数据来源真实，甚至干脆得不到这些数据，自然很难展开深入的研究。二是政策上并没有对智库做好定位，例如民间智库可以让国家政策制定过程借助更多社会智力资源，按理应该要鼓励其发展，但现实是如果没有找到政府机构挂靠，尽管是众所皆知的非营利组织，却必须以盈利为目的企业形式注册。三是中国缺乏保证其独立性的公共基金以及社会捐赠文化，当然，这一问题对其他社会非营利组织来说也一样存在。 另外，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也很缺乏。随着中国日渐融入全球化当中、并具有广泛海外利益的背景下，中国智库也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建立自己的公信力。然而，且不谈像美国的智库那样来到中国本土发展以及展开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即使在朝核六方会谈这样与中国有关，以及提议成立超主权货币概念这样由中国政府发起的重大话题当中，中国的智库都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这不能不令人忧虑。中国要大国崛起，要输出软实力，就必然需要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 中国政府目前对智库这种“第四力量”的认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首次举办全球第一次的智库峰会就是一个明证，也可以说中国开始进入智库时代，这不仅是对前来参会的100多家国际智库的认可，也很可能示意着中国智库百花齐放的时代就要到来。 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文章发表获作者授权。 “智库”开始走进国人视野 今年以来，智库这个词频频出现在国人视野。年初，由中国前副总理曾培炎“出山”组建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下半年成功主办了规模盛大的全球智库峰会，包括李克强副总理在内的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亲自与会，向中国知识界和全球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政府对智库这种非政府非营利的智囊形式高度重视，并决心推动其发展。而各大媒体对峰会的报道以及同时对智库概念的普及，也引发了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中国的智库机构。我也代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并与前来的世界著名智库代表，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协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库的代表有过交流，并有很深的感触。 我的感触和思考，不仅仅涉及这次峰会，也与我数年来创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所经历的一切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在物质层面的进步举世瞩目：中国举办了史上最豪华的奥运会，修建了天堑变通途的三峡工程等，以至于世界主流媒体把G20峰会称为美中主导的G2。然而，这些成就仅仅属于过去三十年，更仅仅属于硬件方面的发展。中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更大进步，还应该包括软实力的发展，即思想观念、文化教育方面的突破，而其中政府决策、政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改革更是关键因素。中国如果能有大量真正独立的、高质量的民间智库产生，那么，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决策就能集聚更多各方面贤能达人的合理论证和声音，从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民主化，减少失误。 中国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情。如，中国有着西方所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效率。然而，如果决策不够科学化，“集中力量”所带来的损失也会是巨大的。中国需要具备专业能力、敢提出一定“储备性政策”的政策研究机构——智库。另外，中国“兼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同于西方全职的议员，社会与公民该委托谁来进行相关的政策研究便显得特别重要。我认为，中国特别需要有保持一定独立性、民间性与利益中立性的第三方机构——民间智库，为中国发展增添智慧。 发达国家的智库影响力很大 智库这个概念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然而在西方世界20世纪初便开始盛行。据统计,全球有5465家智库，美国智库有1777家，已经形成了全球最为发达的市场和成熟的运行机制。而中国大陆被国际认可的可被称为智库的研究机构,只有74家。 在智库发达的国家，有人将智库称为同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第四大机构，可见其对社会决策的巨大效用。如著名的兰德公司的“成名之作”，就是在朝鲜战争前夕，于美国政府、军方一致认定中国不可能出兵的背景下，发表了一个后来为事实所证明的结论：“中国将出兵朝鲜。”尽管他们的研究报告打算以200万美元出售给五角大楼却遭到拒绝，但此后的美国政府却成了他们长期的头号客户。兰德公司也因此确立了自身在美国的价值和影响力。 但是到现在为止，中国智库所发挥的作用远远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中国目前95%的智库都非民间智库。我并不是说官方智库不好，这就有点像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任何私营企业一样，智库之间缺乏竞争就会存在问题。中国需要多元、多类型的智库，但目前的状况并不乐观。例如，民间智库本是非盈利组织，但中国现阶段的政策却要求，必须让其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形式注册，或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另外，社会文化也存在一定问题。我认为，企业和个人为社会做慈善，不一定是捐图书馆、捐体育设施，也可以捐助民间智库，完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研究事业也一样是做公益事业。在国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著名企业家、政要捐助成立了许多智库，例如美国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等，但中国目前还看不到类似的捐赠。 中国需要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 智库尤其是具有独立性与利益中立性的智库，对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社会公共政策完善的作用不可替代。 2009年的一期《瞭望》新闻周刊曾估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为2000个，数量已经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但这就跟中国的大学每年生产的“博士”数量世界第一、科研人员总量世界第一、科研经费总额世界第六，而本土却没有在无意识形态差异的自然科学领域培养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按照国际评判标准仅仅认可中国大陆有智库74家，比亚洲的印度和日本都要少很多。 在国际重要事件当中，各国智库频频展现其“智士谋臣”的风采，而中国智库却不止一次处于“失声”状态，这种 “无声的尴尬”不能不令人忧虑。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国际化智库，是中国智库发展当中最大的缺陷。大国需有大国智库，在中国的大国崛起历程当中，有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国际化智库绝对不能缺席。 由于中国目前95%的智库是官方智库，且这些中国思想库所代表的“软实力”与中国综合国力的世界地位不相对称，也就是说“软实力”发展大大滞后于“硬实力”，因此中国政府未来对智库进行一定的培育，包括出台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将是必然的。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引入竞争机制，按智库本身规律来运作，政府的公共政策出台要进行研究招标，就像当年政府引入世界银行项目都要进行招标一样。当官方智库过于行政化，就只会成为行政机关的延伸——或类似于政府宣传部门，也就无法完成提供“储备性政策”的工作。同时，还要加大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在多数领域允许他们与官方智库公平竞争来获得项目与经费，否则，连内部竞争都没有，中国智库是不可能崛起为能与全球顶尖智库竞争的“大国智库”。 独立性是智库的根本 2009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我也参加了这次峰会。这是中国首次举办这样高规格的全球智库峰会，但这次峰会也引起了我对中国智库发展的思考。智库(ThinkTank)是以专业从事决策与政策研究、咨询、建议的新兴非营利机构，在现代社会对推动政府的决策科学化、公共政策完善作用不可或缺，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某些舆论甚至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温家宝总理也明确提出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 但在中国，尽管有媒体估计中国各类智库已达到2000，数量甚至超过美国，但似乎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以及国际上表现出真正的影响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仅仅认可中国大陆智库只有74家。我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还不成熟，至少在民间性、独立性、国际化三个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古代“军师”、“幕僚”等名词产生开始，几千年以来，中国并不缺乏官办的东方式“智库”以及为个人包括帝王服务的“智囊团”。但是，有公共性质的现代智库却是西方的产物。西方现代意义的智库是一种存在于政府、社会、学术界之间作为第三方提供储备性政策以及长远战略规划的公共智囊团，这种公共性也可以解释为民间性，因为他们研究的政策真正的承受对象是民间的企业和个人，所以也就强调智库服务政府却不能是政策与规划直接的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说避免成为利益相关者，而智库专家一旦通过“旋转门”成为实际的领导者和执行者，身份也会从学者变成官员。 中国目前也大部分是官方和半官方的大学附属型智库。由于官办智库的特点，例如研究资金来源于政府，研究者属于政府终身公务员编制，工资和职位由政府决定等，智库往往就会异化和失去公共性或民间性的本质，成为政府政策的宣传者和诠释者，很难提出具有质疑精神的意见建议以及具有替代性的“储备性政策”。在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与管理的职能思维要在实际行动中从“父母官”转变到“公仆”，就有必要建立社会、公民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机制，而智库作为社会各行各业中惟一专业的公共的政策研究者，如果缺乏民间性以及第三方的公共沟通性，就很可能成为政府的“传声筒”，民意就会在政策制定中被疏漏。 当然，智库不能只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也意味着要保持独立性。也只有具备一定的独立性，才能保障智库为政府或社会提供公正、客观的研究、建议、意见，这也是智库的根本价值所在。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首先，智库自身具备相应的“智慧之士”以及职业精神能完成独立的研究。其次，智库必须摆脱资金来源的单一化，有稳定和多元的收入，避免被赞助者“绑架”成为“利益代言人”，同时尽量让研究保持独立自由的空间，例如管理制度上可研究、筹资、经营等散开。最后，还必须有让智库保持独立性的制度、环境、文化。 最后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目前在这方面并不完善。一是政府的信息公布制度还不够透明完善，非官方智库无法保障信息和数据来源真实，甚至干脆得不到这些数据，自然很难展开深入的研究。二是政策上并没有对智库做好定位，例如民间智库可以让国家政策制定过程借助更多社会智力资源，按理应该要鼓励其发展，但现实是如果没有找到政府机构挂靠，尽管是众所皆知的非营利组织，却必须以盈利为目的企业形式注册。三是中国缺乏保证其独立性的公共基金以及社会捐赠文化，当然，这一问题对其他社会非营利组织来说也一样存在。 另外，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也很缺乏。随着中国日渐融入全球化当中、并具有广泛海外利益的背景下，中国智库也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建立自己的公信力。然而，且不谈像美国的智库那样来到中国本土发展以及展开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即使在朝核六方会谈这样与中国有关，以及提议成立超主权货币概念这样由中国政府发起的重大话题当中，中国的智库都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这不能不令人忧虑。中国要大国崛起，要输出软实力，就必然需要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 中国政府目前对智库这种“第四力量”的认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首次举办全球第一次的智库峰会就是一个明证，也可以说中国开始进入智库时代，这不仅是对前来参会的100多家国际智库的认可，也很可能示意着中国智库百花齐放的时代就要到来。 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文章发表获作者授权。 思想库报告|“思想库”专题 王辉耀：智库之我见 王辉耀：中国需要民间智库 李华芳:从Street到Hill–如何进行有效的公共政策辩论 李华芳：中国也要有K街 王莉丽：中国思想库往何处去 王莉丽：大国智库影响力，路还有多远？ 王莉丽：美国思想库的“旋转门”机制 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 http://think.sifl.org/?p=2826 8月9日，Google与Verizon联合发表关于“网络开放”的政策提议。公众可以看到的文本，一篇是两页纸的《Google-Verizon立法框架提议》，另一篇是Verizon政策博客上的联合新闻稿，概括和解释这份立法框架提议。 我将Google和Verizon提议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三点：（1）强调坚持网络开放、中立、透明的一般原则，即：有线宽带网络提供商（ISP）不得区别对待合法的互联网内容。（2）宽带服务提供商可以推出所谓“额外的、或者差异化的在线服务”，所谓“额外服务”应当区别于传统的互联网接入、视频服务（例如Verizon的FIOS TV）。Google-Verizon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宽带提供商“额外服务”如何定义，但列举出教育、医疗、电网服务以及娱乐等可能的用途。（3）鉴于无线宽带服务与有线服务的差异，前者不适用中立、开放、不对网络内容区别对待等原则。 上述第（2）点和第（3）点被指违背“网络中立”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政府和网络服务提供商，不得对不同的互联网内容进行区别对待，服务商应向任何合法的使用者、内容提供商平等地开放网络服务）。我对“中立”“开放”“平等”这些词语并无拜物教的崇拜。我认为在评价具体问题时，“网络中立”这个短语过于抽象；一项商业实践是否应得到监管政策的支持，应取决于实践的具体情况和政策的实际影响。我不是网络中立问题的专家，对事实情况的了解难免不全面。下面的分析并不是为了得出明确的结论，而是提供一些分析思路。 网络中立的理由 我们普遍认为，网络中立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可供选择的互联网内容和服务。但这只是对表面现象的判断，需要进一步的追问和解释。 如果一个人不了解经济学对网络中立的分析，你不能说其他人也“未经任何产业经济学的分析”。尽管互联网技术属于发展迅速的新经济领域，但是将现有的微观经济学知识（产业组织理论和反垄断经济学）应用到互联网领域，是不成问题的。互联网服务最重要的特点，是消费过程中存在规模经济，即：一项服务的使用者越多，该服务对单一使用者的价值就越大。这个现象也被称为“网络效应”、“网络外部性”。这需要与所谓“自然垄断”相区分，因为自然垄断指涉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规模经济（生产者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生产数量的增加而减小），而网络效应是指消费者从某项产品或服务的普及和标准化中受益。存在网络效应也不一定会带来垄断。 经典的反垄断经济学分析思路是这样的：给定约束条件，考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会做出何种行为，这种行为是否会产生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具体到网络监管，问题便是：给定互联网市场特征和经营者生产能力的约束，假设没有网络中立的监管要求，追求个体利润最大化的ISP的理性行为是否会损害社会福利？这里，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至少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垄断定价和价格歧视 简单的垄断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市场存在有利于共谋定价的条件或者只有一个经营者，那么，寡头或者垄断者会把价格提高到超过边际成本的水平。这时，产量下降（消费者对互联网内容的使用减少），生产者从中得到的垄断利润，不足以弥补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因此造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网络中立与垄断定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毕竟，如果ISP市场已经出现寡头垄断，通讯监管者是否执行网络中立，似乎也无法改变寡头市场的结构。因为即使是实行无差别定价，垄断市场的ISP也可以向所有消费者收取高价。而网络经济学权威、纽约大学教授Nicholas Economides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放弃网络中立的监管要求，ISP可以更方便地进行价格歧视，或者向下游消费者、上游的ICP两方面收费（网络中立原则要求ISP不得以消费者使用某项内容为由，向没有合同关系的ICP收费）。无论是价格歧视，还是双面收费，都会给垄断的ISP带来更大的利润，同时也都会造成产量下降、社会福利净损失。这些分析结论，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 但这还不能构成禁止价格歧视的充分理由——事实上，美国反垄断法没有禁止价格歧视的一般规则。七十年代以前，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经营者者超过边际成本定价，就会偏离社会最优产量，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但是，经济学家逐渐承认，“边际成本定价”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原先分析的前提条件是给定经营者的生产能力。而现实中，经营者在进入新行业或者新市场时，可能需要承担第一行动者的风险，可能需要投入较高的固定成本（研发、广告等）。事前承担的风险和固定成本，需要通过事后高于（甚至远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予以补偿。价格歧视给企业带来更高的收入，就是一种可能的补偿途径。无线宽带似乎就属于这样的市场：技术革新和市场扩张迅速；企业面临技术和市场地位的不确定，竞争中的优胜者可能很快就被新的技术取代（例如：2G和Wi-Fi网络中的优胜者，面对3G技术的竞争，很难保持优势）；技术服务的基础设施也远不完善。我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允许无线宽带ISP进行价格歧视，很可能起到吸引新的竞争者、鼓励固定成本投入和风险承担的作用。但是，将这个结论适用于传统的有线宽带市场，我还持保留态度。 （待续） 石蹊是《思想库报告》特约撰稿人。 http://think.sifl.org/?p=2824 维基泄密（Wikileaks）网站今年成了敢于和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国家政权和军队对抗的孤胆英雄。2007年4月份，它就曾因为披露美军在伊拉克操作阿帕奇直升机对地面上的人群开火、造成包括2名路透社记者在内的18人死亡的视频录像而名声大噪，今年7月，它再爆惊人之举，将其所获得的阿富汗战争情报提供给英国《卫报》、德国《明镜周刊》和美国《纽约时报》进行大幅报道，并在网站上将9.2万份美国军方机密文件公开。这是自1971年五角大楼泄密案后，美国军事史上最大宗的情报泄密事件。 事发后，白宫发言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国防部长无不出来强烈谴责维基泄密，称其公开这些信息是“违法行为”，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好像“国家安全”这个词在被多次滥用以后还仍然拥有某种魔力似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又宣称泄密文件属于“过时”或“低级别”军事报告，果真如此的话，它们又怎会危害国家安全呢？最可笑的是，他们指责维基泄密不负责任，说这家网站没有跟美国政府联系过；又说鉴于维基泄密本身反对阿富汗战争，所以它不是客观的新闻来源。那也就是说，维基泄密刊发的文件都是不值得采信的东西。可这样美国政府又何必如临大敌呢？ 如果你去检查维基泄密的Twitter简介，会看到上面写的一句话介绍是：“我们打开政府”（We open governments），而地点则写着：所有地方。维基泄密网站（http://wikileaks.org/）的简述则自称是一项“跨越多个司法管辖区域的，保护泄密者、记者、活动分子等拥有想向公众公开的敏感材料的人士的公共服务”。自从2007年7月成立以来，维基泄密就在全球致力于获取、公布和保护这样的敏感材料，并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一个高尚的原则之上：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录必须是完整无缺的；所有人都拥有撰写新的历史的权利。 维基泄密把自己的信念说得十分清楚，值得在此全文照录：“我们相信，政府活动的透明导致腐败的减少、治理的改善，令民主政体更加强大。所有的政府都会因自己的人民以及世界共同体的监督而获益，而这种监督有赖于信息。历史上，信息是昂贵的，无论从人类生活还是人类权利方面来说都是如此。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如互联网与加密术——传播重要信息的风险降低了。……我们相信，不仅需要一个国家的人民来保持其政府的诚实，而且需要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来监督同一政府。所以，一个匿名的、全球性的用以传递公众应该看到的文件的所在恰逢其时。” 可以清楚地看到，维基泄密的宗旨一定会令其与世界各地的政府发生冲突。这是范围更广泛的冲突的一部分，这一冲突就是，一个事实上的网络国家（Netstate）正在崛起，威胁着现有的民族国家。今后几十年，我们将会看到民族国家的激烈的然而可能是徒劳无功的战斗，企图对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单一的全球互联网施加控制。这不是本文的主旨，暂且按下不表。 在另外一方面，维基泄密所信奉的“所有人都拥有撰写新的历史的权利”也使它注定要和现存的新闻机构产生龃龉。纽约大学的新闻学教授杰·罗森把维基泄密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无国界新闻组织”。维基解密的整个架构设计就是跨国界的：维基泄密的服务器设在瑞典和比利时境内，两国都有全世界最严密的对新闻消息来源提供保护的法律。同时，它也在美国等多个国家设有服务器。维基泄密的工作团队也颇具独特性：它仅有5位全职人员，目前，公开身份的只有德国的网络工程师丹尼尔·施密特和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来自全球的数百位记者、工程师、法律人士、视频加密专家，作为志愿者，帮助它维持运转，许多人仅参加一小部分工作。这样的架构保证了，如果维基泄密在一个国家遭到打击，服务器可以马上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令它得以置身于任何政府或法律系统所能染指的范围之外。这就是白宫为什么奇怪地喊叫说：“它事先也没跟我联系！”和你事先联系了，机密文件还能够发得出来吗？ 要求维基泄密按照国家惯例实行费厄泼赖恰好误解了何为维基泄密：它要干的事情就是无视国家利益发放信息。罗森说得好：“迄今为止，在媒体的历史上，媒体得以自由报道当权者希望保密的一切，是因为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保护这种报道。然而维基泄密能够报道当权者希望保密的一切是因为互联网逻辑允许它这样做。这是一种崭新的东西。” 对这种崭新物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办，传统的媒体也同样不习惯。当三家知名媒体——《卫报》、《明镜》和《纽约时报》拿到维基泄密提供的文件拷贝时，它们遇到一个独特的困境：既无法核实消息来源，也无法阻止这家网站公布材料，不管它们自己是否打算做任何报道。三家媒体唯一能做的是，通过官方来源证实材料的真实性，同时从材料中挑选看上去最可信的部分。最终我们都看到了以两种形式发出来的信息：具有公信力的传统媒体所做的经过审核的叙事，以及网络风格的在线全文，如果三家媒体的编辑有任何胆怯之处或是盲点，全部会被后者暴露于天下。 《纽约时报》在报道前加了编者按，其中说，维基泄密在向其提供机密文件时，要求它只有在7月25日时才能刊发报道（尽管它提前一个月就拿到了文件），因为在那个时间维基泄密要在互联网上公布所有的材料。最有意思的是，编者按里有段话说：“应白宫的要求，本报也呼吁维基泄密勿在网上公开任何可能引起伤害的材料。”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力量对比：国家有秘密要守，但却无力阻止秘密的泄露；无国界的新闻组织决定如何披露秘密；而全国性报纸夹在其中，充当为两方牵线谈判的角色。 你不得不佩服维基泄密的出色的基础设施和做事策略，例如，有意把阿富汗战争秘密文件提供给少数几家媒体，制造市场稀缺性。现在，假如你是一个拥有爆炸性材料的泄密者，你会选择一家为某国政府的法律所限的报纸呢，还是维基泄密？前者可能会被政府所迫，要求记者交出消息来源，而且你给到报社手里的材料可能上网，也可能不上网；而后者没有固定地址，不惧传票，还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上网，——并且，它还是信息加密方面的专家。 难怪阿桑奇可以如此指责传统媒体：“我们揭露了不少秘密，但这不是说我们有多么成功——相反，这表明其他的媒体是多么不可靠。五个人的小组向公众公布的秘密比世界其他媒体加起来公布的还要多，这说明什么？可耻！” 维基泄密向传统媒体提出的挑战在于：第一，这家以“人民的情报机构”自居的网站开启了一种高科技调查新闻，令新闻业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报道惯习。例如，阿桑奇认为新闻应更像科学，原始数据、事实都应是可公开、可证实的。他说：“你不可以在发表一篇物理学论文时不带全部实验数据及结果，这应该也是对新闻的要求。”第二，维基泄密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更开放的新闻模式，或许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竞争性众包”：利用传统媒体的自然竞争，把传统媒体的分析与传播能力与网络社区的审视与纠错结合起来。第三，这个全球性的“泄密机器”不受传统的记者规则以及平衡报道原则的限制。在网站的架构内，“消息提供者不再依赖于必须找到新闻记者才能发布，而且也不用担心记者有可能对他的文件做些不良处理”。尽管阿桑奇号称要搞“科学化的新闻”，但他却又强调，他的使命是要揭露不公正，而不是对一个事件提供不偏不倚的记录。 伦敦城市大学新闻学教授罗伊·格林斯拉德指出，尽管维基泄密本身或许并不客观，但是它将更多原始素材公之于众的做法将让新闻更加透明。维基解密本身不对文件的真实性做出判断，判断取决于读者、编辑和网络社区。张贴虚假材料可以很快被其他用户纠正，用户们的集体智慧可以快速准确地传播、核查和分析。 这意味着，很难把维基泄密归于任何一个传统的媒体种类。该网站的运营者既非新闻人，也不是真正的黑客。他们处在技术与新闻的交叉地带。 南方都市报 2010-09-05 版次:TM02 版名:南方评论 第一专栏 此为未删节版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转载已获作者授权，原文链接：http://huyong.blog.sohu.com/159250425.html http://think.sifl.org/?p=2822 伴随危机后各国应急性公共干预政策的趋弱，全球经济已由快速反弹进入到更多依靠内生增长的缓慢修复阶段，而在就业问题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之下，今年早期曾被广泛预期的全球“退出”将被搁置，意味着全球流动性将会进一步宽松。而在此背景，对于中国而言，资金环境是否也会水涨船高呢？ 今年7月间，胡晓炼曾撰文《汇率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指出“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结构来看，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受到影响，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特征。”而央行统计数据也显示，2000年至2005年7月汇改前，外汇占款增量占货币供给增量的比重平均为28%，而2005年7月汇改启动至2008年9月份雷曼破产前，该比重的平均水平已升至57%。正如胡行长所言，货币供给来源结构的变化，让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面临了严峻挑战，同时也放大了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货币环境的冲击：单月新增外汇占款的3个月移动平均数，由2008年3月的4700亿一路下滑至2009年3月的1400亿，一年间降幅高达70%，而伴随全球化的“量化宽松”，至2009年11月份，该指标又回升至3000亿，9个月间升幅达114%，如此的巨副波动，不仅对经济运行造成巨大伤害，而且更让中国央行的调控难上加难。 如今主要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不退反进，究竟又将对未来中国的货币环境产生何种影响呢？毕竟一场危机的发生，也许已经悄然带来了一些根本性变化，而近在眼前的这场危机，最大的教训莫过于惯性思维下产生的错误定式。 因此，需要从贸易顺差、FDI和热钱三个方面仔细分析，来观察近年来干扰中国货币供给的最主要因素，外汇占款的变化。 “脱钩”之前，欧美经济仍是影响中国贸易顺差的最重要因素 外贸的调结构作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环节，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则是广被讨论的“脱钩”问题，即贸易伙伴的多元化，以消弱长期以来依靠发达国家需求的格局，但调整之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目前的现状则是中国的出口有近一半是依靠欧洲和美国（美、欧占中国出口的比重分别为18%和20%）。因此，美欧经济的需求仍然是影响中国外贸最重要的因子。而随着危机后缓慢修复态势的确认，美欧需求对于中国出口的拖累将伴随前期政策性因素的消弱而逐渐显现（出口退税政策调整、6月19日汇改进程的重启），若再加之中国经济对于内需的倚重转换（进口的加大），贸易顺差对于外汇占款的贡献实不容乐观。 FDI定位转换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以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而伴随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中国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定位和态度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更加强调了外部技术的输入，而不再过分强调资金的注入。中国态度的转变必然会对多年习惯于追求市场份额、投资回报的海外投资者产生触动，因此，必然存在一个磨合期。今年7月份，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一些知名的跨国企业就曾直接向中国高层呼吁中国改善投资环境，而日前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外商投资环境研究报告》则显示，“近年来的总体情况看，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出现下降趋势”，以2008年与2003年相比，日、美和欧盟对中国的FDI占中国当年FDI总额的比重分别下降了6.08%、5.13%和2.74%。 热钱的态度已经变化 针对中国资本、资产市场出现的泡沫，境外热钱的流入一直以来被视为背后的推手之一，但此次危机已让全球投资者态度发生变化，相对于危机前高配中国的投资策略，现在变得更谨慎，热钱对于中国市场的投资思路，已由危机前的“左边交易”转为了危机后的“右边交易”。同时伴随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日渐成熟，也使得危机前单边赌升的市场预期发生变化，就目前NDF观察，市场对于一年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仅为1%左右。若再加之外管当局对于热钱监控不断增强，热钱的流入恐怕未能如一些专家所言的“重新迎来新一轮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 信贷控制并不会对外汇占款比重变化产生方向性影响 上面三个方面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在危机缓慢修复阶段，未来外汇占款的变化并不能延续危机前快速增长的态势，而从外汇占款占货币供给的比重来观察中国货币环境的话，分子的收窄，有可能被分母的同时收窄所抵消，因此就需要分析货币供给的变化是否支持此前的结论。 伴随2009年信贷的井喷和外需的疲弱，外汇占款增量比重大幅降低，那么伴随国内货币政策由宽松向中性的回归，信贷的收缩是否会重新提高该比重呢？ 按照M2增速为17%（中国的经验是，只要货币供给控制在17%左右，其中GDP增长占8-9%，CPI占3-4%，货币超额供给占4-6%，经济运行则是平稳的），人民币升值幅度为2%的假设，按照不同的比重，测算的结果是今明两年外汇占款增量占M2增量要想保持在25%的水平，那么就需要这两年外汇占款的增量分别达3800亿美元、4500亿美元之多，这就需要强劲的外需、外资和资本市场来保证。就目前而言，这三点均很难实现，且不说中国外贸结构的调整、汇率政策的灵活和外管当局对于热钱的打击等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此次危机，已经使得本世纪以来不断加重的中国货币供给被动于外汇占款的局面发生了深刻变化，甚至可以说“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正在逐渐退化，而此点无论是对于货币当局自主调控有效性的提高，还是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的加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漠视这种变化，那么有利的空间很可能变为不利的风险。 作者为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http://think.sifl.org/?p=2821   编辑手记        距离“十一五”单位GDP能耗降低20%目标仅有4个月时间，在政绩考核强大的压力之下，各地政府甚至表示不惜停产来保证达标。节能减排固然是好，但是政府主导机制很容易出问题，真正的长期性的节能减排应当依赖市场机制、立法机制和社会机制；国家应该鼓励和扶持低耗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增加其在国内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        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认为，中国市民花钱买房子，如同购买城市股份，在地价上与政府风险共担，相应地，中国市民分享城市的财富增长。这个简单的理论出乎意料地强大——它同时回答了农地为何不值钱的道理。中国在过去30年间的经济增长是这个时代的奇迹，然而GDP总量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真正富足。中国的人均GDP仍然落后、税收占GDP比重远低于美国、人口增速放缓，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复制以往的奇迹。        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城乡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各地政府有不少实践，其中今年6月山东诸城撤销辖区内所有行政村也是其中一例，但其实公民有着对公共服务的自由选择权，行政一刀切的做法实有隐患。近期，中国精英移民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大量的社会精英阶层宁愿历经繁琐的移民过程，去换取另外一种身份和保障，究其原因，子女教育、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都在其列，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限制政策（如移民税）有必要吗？ 2007年视频传媒公司Viacom起诉美国著名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侵权，今年6月23日，在长达三年的审理之后，YouTube大获全胜，这一结果在我国业界引起了极大轰动。但是由于国内外商业模式与监管要求的巨大差异，我国主流视频分享网站诉讼恐怕仍然败多胜少。9月1日起，“手机实名制”将正式实施，由此严格制度产生的成本不应该全部由用户承担，用户和运营商的约束理应是双向的。        欢迎各位订阅者登录思想库博客think.sifl.org发表评论，与更多人分享观点。 目 录 能源环境 节能减排应更多依赖市场与立法 靠什么摆脱对化石能源的巨大依赖 宏观经济与金融 买房是购买城市股份吗？ 中国经济奇迹之限 公民社会 公共服务均等化亦要尊重居民选择权 淡定应对移民潮 ... http://think.sifl.org/?p=2820 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认为，中国市民花钱买房子，如同购买城市股份，在地价上与政府风险共担，与美国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一样，都是为了融资。中国未来的政府免费提供服务，无需返还欠款；美国市政债券需要偿还，违约就会破产。相应地，中国市民分享城市的财富增长，美国债券持有人只获得相应的利息。 其实这还真是个不错的解释。手头拥有超过一处房产的人，基本持相似的观点，即进行融资。不同的是，这可能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融资，而是未来收入的一次性折现。 当然这一立论的核心是：“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不是政府投资收益，而是地方政府从市民手中的融资，是借来的钱，是其提供70年服务的贴现”。一句话，“土地收益是为服务融资”。从传播的角度说， “政府服务市民融资说”很有传播力。把地价与公共服务对价起来，是一个说服力的解释。 可是，“政府服务的市民融资说”有个致命的缺陷，需要挽救。这个缺陷是，购房的市民不是政府土地的直接交易对手；政府土地的直接交易对手是开发商。要圆这个“政府服务的市民融资说”，得把市民融资跟政府服务直接挂起钩来。 庆幸的是，办法是有的。挽救的办法是这样的。我们需要首先理解地价是什么？中国的地价本质是一种“变性的许可”，是“转换成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综合用地、教育用地等等的‘许可’”。原始的土地并不值钱，变性后的土地上的建筑物也值不了太多的钱，值钱的是“变性”这件事。 “许可”是抽租，“变性许可”或称“变性租”，这是地价的本质。“变性租”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可以用未来公共服务的总对价的折现来刻画“变性租”。这样，就把地价跟政府服务挂起钩了；开发商把“变性租”分散给市民；这样“政府服务”与“市民融资”就挂上钩了。 地价是“变性租”，“变性租”是未来政府服务的折现。这个简单的理论出乎意料地强大——它同时回答了农地为何不值钱的道理。 作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http://think.sifl.org/?p=2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