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理解气候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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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哥本哈根会议召开的时间剩下不到两周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抛出了第一份减排额度承诺,美国政府几乎同时也确认了17%的减排目标。至此,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两个态度尚不明朗,也是世界碳排放最多的两个大国终于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尽管这一步还远远不能满足国际环保组织和环保先进国家的要求,但是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的希望也由此跃进了一大步。

回顾全球气候政治的发展,就是由无数类似的转折点构成,改变着人类社会对气候、生态和环境的认识,也改变了全球的政治版图。细数这些历史节点,可以发现全球气候政治的起源、性质和趋势,有利于所有关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公民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坚定行动的信心。

1962———美国女生物学家RachelCarson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与她稍早在《纽约客》连载发表的内容一道,引发了美国本土的极大争议,批评矛头直接指向危害环境的化工巨头和其他利益集团。随着《寂静的春天》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本书也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奠定了随后暴风雨般来临的环境保护运动。

1968———欧洲大陆掀起了学生运动的“五月风暴”,虽然运动在翌年即告消退,但是在反越战的动员下,欧洲整整一代的学生和青年卷进了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要求改变物质主义的发展和福利国家体制对社会的控制,在20世纪70年代演变成以环境运动为主体的新社会运动。

1972———厄尔尼诺大爆发,秘鲁外海的鳀鱼大幅减产,鱼粉饲料价格上扬,抬高全球大豆价格;同时中美洲、西非、印度、澳洲、中国和苏联都面临干旱,北美的小麦价格空前上涨,全球出现空前的粮食短缺,苏联被迫使用宝贵的外汇大量进口小麦,中国和美国开始历史性和解,冷战从内部开始解体。

同一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发表,引发爆炸性影响,世界陷入对高消耗、高消费、高排放的增长模式的空前怀疑,任何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人类社会共同的危机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反思由此成为世界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议题。当年底,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首次人类环境大会,会议现场的美国、日本和东道国瑞典是当时对环境保护态度最为积极的三个国家。

1973———中东石油危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炮声和余烟中爆发,欧佩克组织实施了限产提价决定,从日本到北美,世界陷入了石油产品价格飙涨和短缺的巨大恐慌,全球经济也从此步入长达十几年的“滞涨”衰退,直到里根-撒切尔政府期间的复苏。

1974———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资助和支持的欧洲最大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欧洲环境局”成立。拥有多达140多个欧洲环境组织会员的欧洲环境局成为布鲁塞尔最大的环境游说组织,也成为连接欧洲环境运动与欧洲共同体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纽带,与其他环境组织如绿色和平、地球之友等一道,对欧洲环境政策的进步和实施发挥了巨大作用。

1979———美国三哩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引发北美和世界特别是环保组织对核电站及核安全的关注,与当年发生的撒切尔首相上台、伊朗革命爆发、邓小平上台共同构成了世界的转折。

1983———美国的潘兴核导弹开始在德国的部署,引发德国大规模的反核示威。此后两年,欧洲的反核运动发展到高峰,街头示威事件创造历史最高水平,环境组织和参加者激增。

1985———“五月风暴”革命中的积极分子尤西卡·菲舍尔继1982年加入刚刚成立的德国绿党、1983年成功竞选联邦议员之后,参与组阁德国黑森州第一届“红绿”联盟政府,就任德国历史上第一位绿党籍州政府部长———环境部长。在州议会的就职仪式上,菲舍尔穿着牛仔裤和耐克球鞋从议长手中接过了委任书,这双球鞋后来被波恩的德国联邦博物馆收藏,标志着欧洲环境运动由绿而党的转折点。

1986———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方圆数千平方公里的居民被紧急疏散,随着放射性尘埃向西部和北部的扩散,整个欧洲陷入对核污染的恐慌之中,大肆改变河流走向、向海洋倾倒核废料、实行粗放生产模式、破坏生态环境的苏联帝国也开始摇摇欲坠。

1992———联合国里约环境大会召开,180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即《地球宪章》)、《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并签署了联合国防止地球变暖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化公约》两个公约。

这次大会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全球性气候和环境大会,非政府组织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气候政治的世界政治舞台,大会决议全盘接收了德国绿党的纲领和原则,即生态智慧、社会正义、参与民主和非暴力,建立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协商机制并产生了随后即1997年的京都会议和《京都议定书》。今年12月7日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会议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15次缔约方大会。

2007———联合国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环境和气候大会,通过了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巴厘岛路线图”,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气候争端成为焦点,各类非政府组织成为大会主角,欧洲展现其气候政治的强烈领导决心,全球气候政治开始展现取代石油地缘政治的势头。

2009———在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主角仍然是力图主导全球气候政治进程的欧洲和各类非政府组织,大会力图通过一项2012年京都议定书过期之后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一项公约。世界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美国和中国却是气候政治舞台上被聚光灯紧紧跟随的关注对象,所以这两个国家迟至大会召开的最后10天才各自匆匆公布了保守的减排目标。

而早在2008年的12月12日,欧盟各国首脑在布鲁塞尔达成了一揽子气候协定,并定下在2020年相对1990年(而不是中国减排目标的2005基准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的目标,如果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能够达成一个全球气候协议,欧洲还将将这一目标额度提高到30%。时任欧盟主席法国总统萨科奇称,“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大陆能够做到如此承诺”。

从1962到2012年的半个世纪,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终结并代之以哥本哈根会议可能通过新公约的生效期,从气候政治发展的上述历史节点不难看出,气候政治已经从最初的环境运动发展为欧盟主导、全球公民社会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全球性政治共识。尽管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补偿争议,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已经出现,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以任何借口避开或者无视这一新的政治潮流。

一个期盼已久的决定终于做出,温家宝总理今天宣布了国务院办公会议的决定:中国政府承诺在2020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至2005年排放量40-45%,这一目标将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约束。无疑,就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宣示将大大提升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得分,也有助于哥本哈根会议最终取得成功。

不过,这一主张并不是一个“自主性决定”。世界气候政治的潮流浩浩荡荡,非到最后一刻,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特别是中国外交和内政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不奇怪,在气候政治议题上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落差早已有之,不仅外交部门、气候和环境专家、国际政治学界存在着认知差距,而且民间、知识分子和经济界亦然,甚至可以追溯到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第一次气候会议。外交学院的老教授宫少朋先生日前回忆到,当时,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中国政府拟出的代表团名单多为工程师,被会议组织者婉拒;再拟,派出一批医生,再拒;周总理不得不亲自干预,最后以计委的干部代表成行。

今天,认知的落差并没有消除。全民对气候变暖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单纯科学主义的层次,以为气候变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只是一个说服力存疑的科学假说,更无法通过亲身体验予以证实。学界与政府决策机构对全球气候政治的认识也停留在经济发展、历史责任和国家主权等关联议题,对气候政治所蕴含的全球政治格局调整和减碳经济所意味的内部社会经济政治关系调整懵然不察。

于是,我们看到,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日益迫近,一方面欧洲政客四处游说,法国气候特使也于26日飞抵北京,多家国际组织密集组织气候变化讨论,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明确表示支持减排立场,丹麦首相决然声称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准备“B方案”;另一方面,中原大地再次陷入连日的尘雾之中,相关政府部门和智库仍然纠缠于排放的历史责任问题,寄希望美国的保守立场,抱着哥本哈根会议流产的心态,仿佛全球气候政治舞台上的聚光灯会突然坏掉。

这样的鸵鸟心态既脱离世界气候政治潮流太远,也无助于中国承担“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与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应尽的责任,所以,有必要重新认识全球气候政治的若干基本问题。

第一,气候政治是基于对气候变化的哲学认识,而非单纯基于若干科学假说。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话说,是关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高不确定性,无法用概率来计算。这一不确定性超出了直接或间接经验的认识——对全球变暖的怀疑论者因为其方法论基础仍然停留在经验主义,而拒绝考虑气候变化对人类环境和生存引致的巨大不确定性。而造成如此不确定性的罪魁是今天的世界市场和全球民主体制的系统性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资本主义所驱动的过分消费和利益集团对民主的绑架的结果。比如美国人均排放二氧化碳大约20吨,仍居世界第一,其国内强烈的反对哥本哈根会议的声音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如出一辙,都出自强大利益集团的私利,却以国家主权的幌子遮遮掩掩。

第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立场必须坚持。碳排放超过年500万吨的国家主要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巴西、印度、沙特、南非、韩国、印尼、伊朗、墨西哥和波兰等,但很大程度是发达国家输出碳排放的结果,这是个不争事实。但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其碳排放增加值占据了世界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部分,其中固然有作为世界工厂的碳排放输入效应,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高碳排放的实质却是中国高碳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严重依赖粗放和低效率的能源生产和使用,工业生产和采暖也严重依赖地球最有效率的碳吸收物质——煤炭。而在欧洲主张的世界气候新政框架中,集中生产本身就负有集中有效管理碳排放的国际责任;更重要的,碳排放的继续增加所造成的气候变暖将可能引发发展中国家的饥荒和内乱,发展中国家恰恰是气候变暖最容易的受害者。因此,无论如何强调中国节制碳排放的国际责任都与“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定位不矛盾。

第三,碳排放的历史责任问题必须强调,但是,所谓历史责任的认知已经包含了“赶英超美”的既定逻辑,造成盲目追求GDP指标、忽视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模式,忽视人和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有违“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对每一个生活在环境恶化的中国公民来说,继续容忍高污染和高排放及其扩散,就意味着对他人、对子孙后代、对人类社会的持续伤害,这也许才是比单纯争论所谓国际间历史责任更为迫切、更为现实的国民的历史责任吧。

所幸的是,哥本哈根会议的到来使得我们可能重新认识气候变化的意义,我们今天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怎样通过共同防止气候变暖来实现“和谐世界”的转折点。如果说全球金融危机让全世界意识到加强全球共同监管金融、推广欧洲式银行监管制度的必要性,那么,气候变暖就是另一个加强全球共同监管碳排放、建立全球碳排放管理组织甚至世界政府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努力推动哥本哈根会议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成果,有助于我们改变经济模式、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统一。

原文参见:http://epaper.nddaily.com/F/html/2009-11/29/content_9533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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