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哥本哈根大会并不失败

 

跟此前“地球义士”高涨的期望相比,落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可以说是“失败的”、“令人失望的”,很多环保组织落下沉痛的泪水。哥本哈根大会达成了一个弱度协议,这是以美国和“基础四国”的谈判为基础的,甚至遭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质疑,《哥本哈根临时协议》没有明确全球碳排放的峰值期,没有基期设置、没有硬性的整体性减排目标、没有约束力、没有国际核查原则(MRV),只重申了控制全球温度2度以内的目标以及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递交国内的减排通报,整体很“空”。

但是,它象征着哥本哈根大会并没有“崩盘”。“双轨责任”原则得到保持,援助道义并没有删去,用一种理性的、可扩展的秩序主义来看待哥本哈根会议,它算不上失败。例如协议中规定,发达国家将在2010年—2012年提供300亿美元的援助给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国以及受干旱、沙漠化以及洪水影响的非洲国家;以及到2020年,发达国家有可能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

如果将哥本哈根大会同“京都议定书”做比较,就会发现哥本哈根大会无论是在广度、深度以及连续性上,都优于后者。只不过后者达成了一个有约束力的减排协议,并确定了“分轨原则”,但实际上这个减排协议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主要签约的发达国家(抛却美国)的承诺到2010年把碳排放量削减到比1990年水平低5.2%,结果是排放量反超目标25%。“京都议定书”在执行效果上已经沦为一个笑柄。

例如在广度上,哥本哈根大会之前,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在11月20日签署了清洁能源技术合作,而在11月25日,美国这个抵制碳减排的国家第一次改弦易辙,提出了“以2005年为基期的减排17%的2020年目标”,象征着美国回归全球“碳减排”阵营。随后,美国和印度构筑了气候安全和绿色能源伙伴关系,中国在11月26日公布了“碳强度减排40%-45%目标”,从国家的发展情境出发,将增长和减排理性地结合起来,这也是世界第一碳排放国第一次承诺具体减排目标。12月2日,一向漠视碳排放约束的印度“破天荒”地对自身提出约束性条件,碳强度减排24%。实际上,哥本哈根大会第一次实现了将减排变成一个各国都愿意表达承诺的契机。只不过对于那些陷入“2012末世情绪”的地球义士而言,这些承诺并不十分“带劲”而已。

从深度上看,哥本哈根大会之际欧盟第一次承诺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援助(未来三年105亿美元),摆脱了口惠而实不至的记录。12月14日,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宣布在全球气候伙伴关系下推出10项可共享的清洁能源技术路线图。随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出人意料地表示,美国支持1000亿援助计划,并会承担必要的出资额。而在哥本哈根大会陷入困境之际,看似已达不成任何约束性的协议,中国总理温家宝震撼性表达,无论是否达成有有约束力的协议,中国都会单方面地执行业已提出的减排承诺,不与任何国家减排挂钩。这其实也是对美国的一种嘲讽。

并不应当一味地用悲观眼神来看待那些“缺陷层面”,似乎不达成强硬减排的协议,地球立即毁灭。事实上,碳排放造成的暖化,以及暖化形成的气候灾害对人类的打击被高度夸大了,我们并不因此走到保守主义阵营,对抗碳排放阵营,因为碳突然性增多超越了应有的平衡,并不意味着就是好事。而且碳经济学具有高度的不对称性,稍微降低一点碳的成本要远远高于稍微增加一点碳的收益。根据2100年控制2度以内的模型设计,每年的代价是40万亿美元,而气候冲击损失每年大约上升为1万亿美元左右。

我们此前就将哥本哈根大会看做是一个囊括全球的、有弹性的、可持续性的、有后备方案的“反全球暖化”程序,事实上,哥本哈根大会完全达到了这一点。如果有遗憾的话,那就是美国的表现。美国一直纠缠着“鸡先蛋先”问题,总是将责任同别人的减排挂钩。援助方面要看别国出资幅度,减排方面则要根据中国是否承诺MRV而定,作为全球最工业化的首富国,它似乎完全将自身“商贩化”,而没有表现出担当的诚意。

 

作者为《21世纪经济报道》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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