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克鲁格曼说，2009年是全球经济衰退的一年，却也是中国经济大放异彩的一年。如果请上中石油或者中石化老总与这位美国黑嘴经济学家直接对上一场话，那么他们一定会接着说，这里有一半的功劳来自于他们的功劳：从年初的油价国际接轨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到中石化、中石油在海外能源市场上“攻城拔寨式”的攻势，再到中石化、中石油荣登福布斯世界前10强……都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软实力，而且“廉价”的石油价格也为中国经济复苏奠定良好的工业基础。

石油作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肩负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在资源的密集投入、工业化以及高速经济增长的互动发展过程中，对石油等基础性资源的依赖程度也就随之与日俱增。因此，石油价格的高低与稳定性对中国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和眼前的经济复苏的意义不言而喻。只不过，中石油、中石化这些油老大眼中的重要战略意义却得不到国内大众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认同。从80美元最优油价论，到油价国际接轨机制的陷阱，到中石化的“天价吊灯门”事件，再到购买高价海外天然气，最后到年底的2010年看多造势，都不显示着国内大众对这两个“话题国企”的疑惑。

很显然，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上，油老大和普通消费者之间是存在着悬殊的评价差异。这些感知上的差异度究竟是何原因造成的呢？究竟是那些已宠坏了的油老大在矫情呢，还是已挤压了太久的消费者突然爆发产生了一种过于严格的评价标准呢，抑或是存在第三方错误的力量在引导着一种扭曲了的市场评价？而产生这些原因的最本质根源又会在哪里呢？

本文通过对2009年发生在国内油价体制改革上的典型事件出发，客观地评价目前中国国内油价体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力图找寻解决国内油价体制改革的根源性症结以及可行性的现实应对之策。

二、油老大的傲慢

根据最新的媒体报道，一直三缄其口的中石化、中石油两大集团老总，在年底的公开场合上频频放出风声，为今年仍在摇摆中的国际油价进行看多造势，力图在有限的生产供应能力和膨胀的需求之间重新造就一种紧张的气氛。他们认为，随着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石油需求将恢复增长，综合考虑剩余产能、美元走势、欧佩克产量政策、地缘政治风险、投机炒作等因素，今年油价水平总体可能高于去年。

这种语气难免让人觉得有些局外人的幸灾乐祸之嫌，似乎国际油价和国内成品油价格的变化都与这些油老大毫无瓜葛。要知道，尽管在国际能源市场上这些油老大们仍没有影响性的定价权能力，但作为重要的能源企业参与实质上已在相对意义上撼动国际油价的波动程度和走势方向。而且，这些波动也深刻地影响作为国际能源市场的采购商以及国内能源的供给商的油老大盈利水平。这也让我们不禁想起2009年前油老大们在各大资本市场的公开场合上频频示意，当国际油价维持在80美元左右震荡的时候，对于国内中石油、中石化将形成一个最有利的盈利水平。不知是某种神秘的偶然因素，还是“看得见的手”起到作用，2009年国际油价就地反弹，涨幅达到了100%以上，果不其然在80美元这一价位附近宽幅盘整，让2009年两位油老大的资产负债表上赚得可谓盆钵满盈。

按中国国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中石化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为8934.48亿元；净利润高达497.14亿元，净利同比增长230.3%。其中，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594.23亿元；实现净利润165.24亿，净利同比增长123.9%。而根据中石油公布2009年第三季报业绩显示，7至9月实现净利润308.47亿元，基本每股收益0.17元。1至9月中石油利润总额达到813.48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4.1%。截至9月末，中石油总资产达到1.424万亿元，同比上升19%，净资产收益率达到9.9%。也正是如此的盈利水平，使得中石化、中石油率先进入世界500强的前10名行列之中。

有不少国人对此结果表示出相当的满意程度：尽管目前中国人还无法登上诺贝尔的科技殿堂，但中国企业已经绝地重生进入世界前10强，也算是对中国软实力的一种补偿和见证。但有意思的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国际老牌石油巨头也随着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下利润集体缩水，反倒是中国两大石油垄断企业能一路飘红，直冲前十强呢？这里的原因似乎并不太难解释，道理也很简单，只有一条而已：这些国际老牌的石油公司早已脱离先期的国家垄断地位，走上了市场化道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2009年的国际油价相对于之前经济繁荣期的国际高油价来说可谓一路下跌，国际原油的需求量也随之萎缩，以至于这些国际巨头的销售量大大削减，那么利润也会随之下降。而相比之下，已与国际油价挂钩的中国成品油价却仍然处于垄断的地位，国内的油价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一个低点挂钩机制的影响下形成持续上涨的国内油价倒挂现象，这使得中石油、中石化的资产和利润出现经济危机下的一线飘红。

再横向比较一下这些国际石油巨头之间的利润率问题。统计数据显示，埃克森美孚、道达尔、壳牌公司2008年的净利润率分别是9.8%、6.6%和5.7%，而中石化是2%，中石油仅1.94%。如果用利润率来倒退国内石油价格的话，那么这里也给国内石油企业留下不少口舌。尽管中国目前的油价已经高于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其利润水平足以说明石油定价中的成本价。问题就在于，从同样的石油供货源中为何会产生悬殊的成本水平呢？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垄断企业可以从规模生产获得规模优势，减小企业的生产成本，这也是垄断存在的重要原因所在。但实际上，越是垄断性的公共服务性国有企业，越不会减少生产成本，甚至可能会通过提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等手段来增加整个企业的运营成本。数据显示，中石化和中石油的效率仅为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1/23，而中石油、中石化员工的平均工资是国人的约4倍，相当于埃克森美孚的1/6，也就是说，油老大的人力成本约等于美国的4倍。通过这种掏空利润的手段，国有企业可以从政府获得更多补贴性资金和各种资源。这早已有俄罗斯转型改革过程中一个个血淋淋的教训为证。

而脱离了国家利益之后的这些跨国能源企业，反而处于严厉的国家监管和敏锐的公众压力之下，千万百计通过能源供给成本、渠道创新以及各种技术革新等手段来降低石油的售价。当面临公众质疑的时候，2009年所谓的中石化专家炮制出了“中国的裸油价要低于美国销售价”的这一闹剧。“7月6日中国90号汽油的最高零售价为7543.67元/吨，其中包含了增值税1096.09元/吨、消费税1388元/吨、城建等税收248.409元/吨，税占比为36.22%。最终，不含税的国内汽油价格为3.47元/升，比美国低13.03%”。不过，这样的国际比较非但在价格结构上不具有可比性，这一专家的裸油价只扣除了中国油价的税收因素，并没有提出美国汽油征税中的税负因素，进而使得这一比较显得非常可笑，毫无常识而言。而且，正如一些公众所质疑的一样，在两国之间悬殊的国民收入差距也是具有不可比性的重要因素。即使以专家预测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3000美元的超前标准来计算，而美国的人均GDP按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5年的统计为42000美元，那么，中国国民的人均GDP还不够美国的十分之一。炮制“裸油价低于美国油价”之说，以国内的裸油价与美国的销售价做类比，非但不能说明中石油、中石化在石油供给的低成本，反而这一失败的金蝉脱身之计恰恰说明了隐藏在中国国内高油价背后中石油、中石化的巨大利益链条。有人专门计算了每升油价中的石油公司分成比例，剔除税收后，英国每升油价12.2元时，石油企业只可拿到3.294元；日本每升油价7.5元时，石油企业只可拿到3.4元。而以中国目前每升油价6.37元计算，石油企业税后竟可拿到高达4.08元的销售收入。

除了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之外，还有一个可比较的指标则是员工的数量。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一些研究表明，以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代表的垄断性机构，存在一个严重的道德风险：这些机构或者企业并不是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或者机构运行成本的最小化，而是力图把机构或者企业规模扩充到最大极限上为止。对于这一点，在具有高度垄断的中石油、中石化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2009年二季度，创造4429亿美元收入、在全球500强排名第二位的埃克森美孚的员工只有8万人，人均实现收入高达553.625万美元，而创造2078.14亿美元收入、名列第九的中石化，目前员工总数是66万人、用工人数高达106.4万，每个正式员工的创造收入只有31万美元左右，如果算不全部用工数那大概只有国际标准的1%左右。冗余的人员，极为低下的生产效率，再加上之前所说的高昂人力成本，使得国内整个石油行业出现“高价格、高成本、低利润、高补贴”的多元悖论格局，而且也产生了之前中石化老总年底那种漫不经心的傲慢姿态。

解开国内石油行业的多元悖论格局和油老大的傲慢姿态，其实也是一个最传统、最经典的委托代理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作为国内最大能源金融市场上的最大代理人，其本意不仅在于运作庞大的能源产业，获取一定的利润以其冲击国际能源市场上的最大定价权能力，而且还需要为国内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不至于在现今国际投机势力蔓延的国际能源市场风险中翻了刚刚起锚航行的大船。在现今的国际能源市场上，实际上已不再是十年的能源市场，大量的主权基金、投资机构以及私募资金都充斥在这个本也不太大的盘局，再加上全球泛滥的资本流动性，使得国际能源价格很容易成为脆弱宏观经济体系的一个不速之客。因此，这时候，中石油、中石化作为国内能源市场的巨头，其肩负的市场责任比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企业都要艰巨得多。如果能合理处理能源市场的价格风险性和安全提供性，那么实现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指日可待。但问题是这些拿着最丰厚利润的国有企业在减少能源成本的创新动力和熨平国际油价波动的风险动力究竟来自于哪里呢？激励机制是否存在呢？

当然，作为主管部门的发改委和这些国有企业的老总是非常清楚这里的利害关系。作为当今中国经济中具有最大动员能力的企业，也是具有冲击世界前十强的国有企业，即使拥有家财万贯，良田万顷，但所有这些都不是那些叱咤中国经济的风云人物无关。再加上，复杂的金融运作使得国家监管部门的监督无所适从。一旦遇到市场波动或者企业利空的消息，这些油老大可以马上通过自己的渠道上诉到上级部门，已得到更大的行动空间和资源动员能力。2009年7月底，当遭遇国际油价的下调盘整阶段，根据5月份初刚刚公布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发改委准备下调国内成品油价格时候，中石油、中石化就急忙以亏损面为由与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积极沟通，希望马上“完善”和修改新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可见，我们正在规避能源市场风险的“两个避风港口”的脆弱性和不堪一击性。

此时，再高的利润率、企业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成本优势都对这些圈养的“油老虎”失去了吸引力。他们关注的可能是上级部门对其任期内的考核，而在这些能力考核中更加的还是企业规模水平和组织内部的声誉评价。于是，他们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对国有企业规模的扩张能力以及对内部员工福利水平的提升之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国内能源部门的高福利水平和盲目的项目扩张，以及对市场消费者的傲慢态度，而鲜有听到能源部门的技术创新投入以及对消费者的关注。甚至也有了中石化的“高收入门”和“天价吊灯门”等事件的频频发生。所有这些中国油价的异象和怪相都是源于“圈养”之后丧失市场敏锐性的油老大对上级主管部门的高成本倒逼机制以及对监管部门的俘获。

很显然，这种圈养之后嗅觉的丧失和傲慢的姿态所造就的高油价，必然会影响到宏观经济增长潜力以及国内众多中小企业的赢利能力上。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同，高油价的这个不速之客不仅会引发国内宏观经济中的新一轮通胀危机，而且高油价所导致的高成本同样会扼杀国内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创新空间。不管是何种情况的出现，都有可能会高油价遏制国内的生产和消费能力，斩杀国内经济复苏的几许迹象，进入经济危机的二次深度探底过程。而此次的复苏过程将不再会像理查德·库帕（Richard N. Cooper）等大牌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么乐观，高通胀与高失业的“滞胀危机”可能会在中国出现，从而使得这些具有实质影响经济政策的决策机构以及国有企业名誉扫地。

三、并不顺利的海外事业扩张

被国内外媒体视线搞得焦头烂额的中石油、中石化公司，总算从中国500强榜眼和世界前10强的高位上中挽回几许悲凉的民意。不过，它这一年的海外扩张之路并没有它想象地那么顺畅。原以为峰回路转的中俄天然气谈判由于价格问题无限期搁置，好不容易和埃克森美孚公司在澳大利亚项目上签下大单合同却由于高昂的交易额陷入“高价门”之上，再度引起国内舆论的关注。

根据2009年8月签订的双方协议，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将从2014或2015年开始的20年内，每年通过该公司在澳大利亚高庚LNG项目向中国石油供应约225万吨LNG。协议签署后，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部长马丁·弗格森对外声称这笔交易价值500亿澳元，相当于410亿美元。这一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国内媒体对同期印度Petronet公司购买LNG协议的比照和关注。Petronet网站近日发布，根据与埃克森美孚2009年8月上旬签署的协议，将在20年内每年从高庚项目进口150万吨液化天然气。尽管他们的具体价格尚未明朗化，但媒体估算这一交易总额控制在205亿美元左右。接下去的计算是很简单的，中国购买澳大利亚高更项目中的液化天然气，折算单价为918美元/吨，而印度同期购买同质天然气单价在683美元/吨，明显低于中国的购买价格。为此，中国在这一项目上将多花费上百亿美元。

针对如此大的透明售价差异，中石油再次以国家能源战略安全性排除了对公众的解释诚意：合作协议只能确定了双方长期贸易的价格机制。“第一是这个机制遵循了当前国际LNG交易中的通行规则，反映交割当期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水平，第二是经过双方长期谈判形成的。第三是估值渠道的不同，因此来自不同渠道的估值没有可比性”。

按照普通的经济学常识，当消费者具有大规模购买能力的时候，往往会具有更多的谈价还价能力，最后的售价也会低于市场上的均衡价格。但是，奇迹似乎又在中石油身上发生了。拥有更大购买力的中石油与埃克森美孚公司谈判价整整高了印度Petronet售价50%以上。尽管这里情况要比公众这一直观判断要复杂些，比如涉及到国家能源安全的考虑、签订合同的时机以及可能的技术转让可能性等等，但50%的价差似乎应该让中石油领导层认真考评一下此次谈判者的谈判能力。

对于拥有广大巨大能源消费的中国市场来说，是中石油、中石化手中不可多得的一张王牌，但却屡屡在海外并购和采购案中失手。如果一味地将之归结为国家能源安全，那么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之嫌，我们总不能为那些见不到摸不着的事频频买单吧！暂不说国内能源储量空前匮乏的日本在近半个世纪内的各项成功，就说眼前的印度Petronet公司在同期同质项目的比较，我们都应该为中石油、中石化所构筑的“马其顿防线”捏一把汗：代价高昂但其效果一般，甚至不堪一击！

当然，这也不是排除中国在石油和天然气战略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构建一个独立的长期能源战略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这同样也排除这些战略实施的最佳时机，总不至于像普通散户一样进行追涨杀跌的非理性购买行为。之所以把能源储备的决策从消费者个人转移到国家或者国企层面来完成：一是因为消费者对国际市场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不及国家法人，避免大多数消费者在购买决策上的非理性倾向；二是由于消费者并不具有国家法人的资本规模优势，化零为整，集中优势实现能源市场的规模优势。

再加上上述所说的经济学常识，中国本应该在能源市场定价机制谈判上拥有更强大的谈判能力和更大的讨价还价空间，由此也能掌握住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波动节奏和内在规律。更何况，目前全球仍处在经济危机的探底复苏阶段。如何寻找并开发潜在市场的需求，不仅是各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各大跨国公司寻求生存之道的关键所在。而坐拥世界上第二大石油天然气消费大国的中国，自然成为各大跨国能源公司的首要目标。具有经济复苏发动机之称的中国也在这一全球性经济危机赢得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无论海外并购，还是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从力拓的戏剧化转变、中石化收购瑞士Addax石油公司等一系列动作中可窥见这一端倪。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具有“天时”、“地利”的中国大企业或者相关机构紧抓这一千年难逢的机会，取而代之的却是那些更加笨拙、更加昂贵的保守性行为。

或许中石油还能暂时用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为其与埃克森美孚这单410亿美金的高昂天然气交易辩护，但问题是下一单交易呢？国家的能源战略究竟需要多少单这样高昂交易所构筑的防线呢？

很显然，问题的关键并不于此单交易的总额和为防御性国家能源战略安全所作的陈词滥调。作为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国家能源战略，必须审时度势，利用地利，抓住天时，更加积极地融入到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谈判机制中，为接下去的中国经济复苏构筑一个坚实的、进退自如的国家能源战略。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防御并不意味着稳固，而进攻并不意味着放弃防御。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便是构筑中国当前能源战略体系的方向性基点，也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重要战略思路。

四、过半对外依存度体系下的中国石油供给安全

年底，海关总署的一份统计报告表明，中国今年11月份进口的原油量为1712万吨，同比增长接近三成，已连续第9个月维持在1600万吨以上的高位水平。在过往的历史中，中国原油进口量超过1600万吨的月份只有12个，今年就占了9个。近5个月来，中国每月进口原油数量均突破1700万吨。

有不少乐观人士表示，中国原油进口市场上高歌猛进的速度恰恰可以说明全球经济低迷下的中国已经开始率先走出全球性经济危机。实际上，石油作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肩负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在资源的密集投入、工业化以及高速经济增长的互动发展过程中，对石油等基础性资源的依赖程度也就随之与日俱增。从2003年起，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根据BP公司最新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报告（2009）》显示，2008年中国的石油消耗量已高达3.757亿吨，占世界能源总消耗量的9.11%。这些事实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石油资源在整个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的杠杆性。因此，一旦有人看到目前中国石油需求量的复苏性增长就似乎也察觉到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一丝曙光。

对于这些乐观主义者，还必须注意到11月1712万吨的进口量使得中国在2009年前11个月的累积进口原油数量达到了1.83亿吨，同比增长为今年首次超过2位数，累计进口原油量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进口量（1.79亿吨）。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同日公布的11月国内原油产量为1567万吨，继续之前的同比下降趋势。也就是说，中国原油总需求量和国内原油生产量之间的缺口正在不断拉大，很有可能超过去年49.5%的石油进口依存度，成为首次跨过50%国际警戒线的标志性年份。如果我们承认石油资源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作用，那么我们也必须看到超过50%的石油进口依存度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安全性也在随之削弱。

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是反映我国能源安全形势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如果石油的依赖度过高，作为重要战略物资的国际油价上涨和下跌，都会引起国内物价的普遍持续上涨，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会给国内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一项研究估计，国际油价每上涨10美元，会拉低中国经济0.8个百分点，而同时增加通货膨胀0.8个百分点，直接或间接地恶化国内宏观经济条件。

经历了20多年国际油价的平稳过渡之后，在2002年开始长达6年之后的“第三次全球石油危机”，国际油价一路攀升，并创造了147美金一桶的历史天价。尽管中间还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部分甚至全部掩盖了此次石油危机对全球工业生产基础的摧毁性打击，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油价的持续上涨对石油进口国的生产预期和石油出口国的消费预期影响绝对是致命的。从某种程度上讲，高油价所带来的消费抑制预期可能与诱发美国次贷危机的房价下跌现象之间有种因果的关联性，而进一步催生的金融危机彻底引发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而作为石油进口大国的中国在此次全球危机损失的不但在以出口贸易为主的中小企业生产能力和国民日益成熟化的消费预期，而且抑制了生产和消费需求的高油价在某些环境条件下吹高几乎所有的国内资产价格，使得原先在工业生产上的或者应该配置在工业生产商的资源大量配置在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资本上，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风险。

而且，中国的高石油依存度与美国的高石油依存度有明显的区别，中国尚未成为国际原油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和决策者，基本上是由欧美发达国家来决定价格走向。如此高的依赖程度，不安定的地缘政治、单一的石油进口渠道和未来国际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都使得我国目前的石油进口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最近受迪拜金融风暴、俄罗斯缓慢复苏的供给压力，再加上中美等国经济复苏的潜在需求预期拉动，可能会让国际原油价格再次反弹。也就是说，在高石油进口依存度条件下存在着比较高的国民经济运行风险，而且此种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复苏可能会伴随国际油价的同步上涨，这反而会丧失之前“第三次全球性石油危机”所带来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最佳窗口调整期。

总而言之，日益增加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是中国转型改革之后经济快速增长所导致不可逆转的一种结构趋势。但一旦超过50%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国际警戒线之后，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到国际原油市场上价格剧烈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同时，也要抓住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下的难得机遇，争取国际金融市场上定价权，而在国内加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转型升级，以更强的定价能力和稳定的产业结构来应对未来可能性的危机。

五、结语与建议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狄更斯当年留给英国崛起时代的一种最真实写照，当然也寓意着当今这个正在崛起中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而2009年这场全球经济危机则是对中国崛起的一个最好脚注。而在这个脚注内容中，除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导致泛滥的资本流动性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国内对作为工业基础的能源市场体制改革。

而从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关键一年的回顾中，我们非但没能发现作为工业基础的油价体系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复苏起到支撑性的辅助性作用，反而有了几分“雪上加霜”的杂乱之象。一方面，在国内维持高油价的销售格局，一直高于2008年经济繁荣期国际油价最高点时的，这无疑是与国内中小企业的生产能力以及广大消费者的消费预期所背道而驰的，对国内经济的复苏之路也是大相径庭的。而另一方面，资金实力雄厚的中石油、中石化在全球经济危机之际并没能把握最佳的海外扩展机遇，傲慢的姿态再加上缺乏相关的海外并购经验，使得2009年低迷的能源市场反而成为中石油、中石化的一场场“滑铁卢”。而且，再加上对外依存度超过50%的国际警戒线之后，国内能源供给安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风险考验，而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能源巨头非但没能在国际石油定价权上争取应有的主动权，也没有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节能减排以及新能源技术上做好相关的积极准备。

究其原因，关键可能还在于对国内两大油企的模糊定位，模糊不清的定位造成了市场上一种扭曲的错误激励机制，而这种扭曲性的市场激励反映到整个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时也就产生了雪上加霜式的反向选择趋势，也造就当今国内能源市场的“高价格、高成本、低利润、高补贴”以及油老大的傲慢心态。

自然，如何破解国内油价市场上的这些固瘤顽疾也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当务之急。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国内油老大要尽早放弃对内对外的傲慢心理，恢复对市场功能的本质认识，从技术创新背后所孕育的成本优势和风险收敛角度出发，尽管不是全部，但未必不是走出经济危机的一剂良方。举一反三，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到对待国内其它垄断企业的一贯性态度：在调整价格之前，我们必须弄清这些垄断企业的定位究竟是是什么，以及调价的真正目的在于什么。如果仅仅是以垄断企业的亏损或者保障这些公共服务性垄断企业的利润水平，那么这样的调价难免有些牵强附会。如果我们将它们定位一个真正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国有企业，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那么必须在科学界定它们的产业运营成本之后，国家应以财政补贴的形式来弥补它们在市场的损失；而如果我们将它们定位在以市场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那么就要考虑市场开放后所产生的市场竞争性，逐步允许私人资本进入这些可竞争性的市场格局，而不是简单依赖于上调价格。在一个功能定位明确的市场中是不会允许同时享受高垄断价格和财政补贴的双重待遇，市场化与垄断企业的边界其实并没有想象得那么模糊。套用科斯等人所创设的新制度经济学语境，某些原先高昂的市场界定过程，可能会在各种市场环境的动态化趋势中变得越来越明朗化。

其次，利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国内雄厚的资本优势，积极寻找海外能源的拓展之路，并积蓄各种海外并购和金融市场运作经验，力图在未来的5-10年能在国际石油金融市场找到最佳的定价权和谈判机制。这对于中国长期的能源市场体系安全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中国在2009年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国际警戒线的时候更是如此，积极寻求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定价权可能是最为有效保证国内能源供给安全的有效途径之一。

当然，另外一条途径就是积极发展国内的节能减排技术，用各种市场手段来淘汰一大批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污染型企业，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同时，也要积极相应国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趋势，引进并开发各种关键的核心技术，政府也在可能的激励力度中积极培育这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空间。

最后，提高政府的监管能力和公众的法律意识也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这些在襁褓中长大的油老大们，并不会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为了应对与日俱增的能源需求所造成的第一次能源危机，尼克松、福特、卡特三任总统都试图推动国家能源管理部门的再重组，同时也完善和健全各种法律监管制度，这些都对中国当前的能源危机仍有借鉴启发意义。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将农业部、商业部、交通部、内政部、国防部的相关管理职能转移到新设的能源部；另外，在法律上加强了对操纵能源市场的行为监控和对欺诈客户的能源公司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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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ologni A. and M. Manera, 2009, The Asymmetric Effects of Oil Shocks on Output Growth: A Markov-Switching Analysis for the G-7 Countries, Economic Modelling, 26(1): 1-29.

[15] Rebeca Jiménez-Rodríguez, 2008, “The Impact of Oil Price Shocks: Evidence from the Industries of Six OECD Countries”, Energy Economics, 30(6): 3095-3108.

作者陈宇峰，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现代商贸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