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的宏观经济数据，看起来很美。工业生产增速加快，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2%；固定投资维持高位，11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2.1%；不仅GDP保八无疑，而且还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高增长令人瞩目。一连串赞美接踵而至，张扬“北京共识”，突出“中国模式”，俨然中国已步入“盛世”。

    盛世真的来了吗？

    数字增长不能代表结构调整，数量跃升也不等于质量提高。大量信贷堆积在产出效率很低的部门，尽管也会造成增长表象，但究其根本，却是一种信贷错配。拯救危机的行动打断了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进程，决策者对危机的恐惧演变成了政策上的“双保”。“保增长”催生了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保就业”提供了落后产业苟延残喘的空间。防止大规模失业带来不稳定，这一政治议项采用了非常经济手段，不平衡的信贷分布和被延续的落后产能隐身在高速增长背后，成为未来发展的制肘。

    4万亿财政支出带动10万亿信贷投放，这是增长的直接动力。但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的扩散遵从了古老的差序格局，靠近权利中心的部门先得到了财政支持和银行贷款，加剧了发展不平衡的格局。财政挤出、融资困难、投资受限，“国进民退”并不强调一贯强势的国企地位，而在折射多年发展后依旧贫瘠的民企环境。

    不仅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难题并未解决，变化不定的短期存款也与股市起落的暗合，难以统计但可以观察的资金推高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人为制造增长的风险正在累积。当信贷发放不顾成本核算、风险监管时，开闸放出的就是未来的呆坏账。由于中长期贷款的收益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考察，注重短期考核的决策也必然选择更加快速发放贷款。2010年1月4日到8日短短5天，银行新增信贷高达约6000亿元，全年预计的新增贷款目标还将高达7.5万亿左右。

    由于对外贸易反弹，去年12 月出口同比增长 17.7%；消费稳中有升， CPI 从去年11 月起同比增速转正。尽管宏观数据还有待观察，才能确定经济复苏是否持续。但如果出口和消费持续改善，要维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政策选项就不一定要捆绑在财政投资和激进信贷上。

    市场秩序的扩展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过程，拔苗助长只会破坏市场根基。单边倚重投资驱动的增长不仅会推高资产泡沫、累积银行坏账、还会加大通胀压力。从宽松货币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依旧遵循的是拯救危机的思维，而忽略了政策的时滞效应。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一段时间层层传导，才能发挥实效。相关的研究表明，中国宏观政策的时滞约在6个月到12个月之间。2009年的宽松政策后果还将继续显现，2010年的宏观政策面临巨大考验。

    继1月7日央行上调了3个月期央票利率后，1月12日央行再度发布公告将从1月18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目前的15.5%提高到16%。这一政策直接回应的是前一周的信贷狂飙，但已透露出货币政策趋紧的端倪。预计下一步央行会加强窗口指导，细化信贷发放的要求。

    释放政策信号，这是预防通胀的关键一步。中国的反通胀政策屡次陷入行政干预的泥淖，首先与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足有关，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足则受其他部委的利益牵连。其次也与对政策时滞估计不足有关，加上文件调控的惯性使然，难免出台行政措施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考虑政策时滞效应，方能避免宏观调控政策被扭曲，从而实现更有效的调控。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经济结构的调整，后者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扩大内需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的重要一课，但决策层对具体措施却讳莫如深，人们无法从扩张的财政、激进的信贷、宽松的货币中窥见实际有效的保障和增收措施，来鼓励切实可行的长期消费。

    以“消费券”和“家电下乡”等措施为代表的刺激内需手段，仅是临时性配套应对危机的方案，无法从长远和根本上动员内需。而扩大内需必须增加收入和解除后顾之忧。要增加收入，就需要调整目前的经济结构，改变低附加值产业绑定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格局，同时改革户籍制度以释放劳动力的潜能，形成真正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而要解除后顾之忧，就需要调整财政的支出方向，改变政府主导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的情形，同时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真正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使得消费者能从预防性储蓄中挣脱加入扩大内需的队伍。

    拭去盛世喧嚣，着眼长久发展。2010年，中国要“防通胀、调结构”，宏观政策宜未雨绸缪。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