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奇迹发展”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后，多年发展积累起来的弊端突发式显现。虽然渐进式改革是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较优选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近式改革对经济发展的成本收益比已经开始逐渐转变，在我看来，我国渐进式改革目前遭遇了五大挑战。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

改革30年以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最突出的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1985年城乡差距处于缩小阶段，差距从2.5倍降到1.8倍，但到1985年以后就一直上升，到了最近几年，差距扩大的趋势又有所减缓。

我理解的收入差距的变化，一部分是改革的成效：从吃大锅饭到收入出现差距，打破大锅饭的部分是属于改革的成就；另外一部分是改革的必要代价：因为我们经济转型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无论产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都存在一个双轨制的过程，转型的过程必然存在代价；最后一部分则是改革的过高代价：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收入差距问题，现存的体制把一些不必要的差距人为的扩大，造成今天过过高的收入差距。有相当部分人士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先缩小后扩大是发展转型的必然。其实并不确定，我以及我同事的研究调查结果发现，越是落后城乡差距越大，越是发达的地区城乡差距就小。

既然发展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收入差距自1985年以后的扩大？我认为1985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当前我们仍然延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主要是户口政策，以及税收、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政策施行的结果对农村净征收、对城市净补贴。现在看来，这种延续老政策的“政策惯性”危害极大。

第二、寻租、设租活跃和“增量”进入老体制

渐进式改革必然带来双轨制，因循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相应的寻租和设租活动就没有停止过。1980年代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在这一制度下也产生了寻租，“寻租”活动即rent-seeking，按照胡和立的估算，1988年因价格双轨制而引起的租金总量为3569亿元，占当年GDP的30%。但是，寻租活动中的两个价格，低价是计划给予的，高价是市场给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轨的萎缩和市场轨的扩大，到90年代中期，产品价格双轨制基本结束，寻租活动也就基本解决了。

但90年代要素价格双轨制的设租活动起来了，特别表现在土地、劳动力领域。其中土地最突出，土地从无价变得高价、低进高出，回报率不是50%、100%的问题，是几十倍、上百倍的问题，暴利的后果非常严重。“设租”活动即rent-creating or rent-setting，设租活动的高价是市场给的，低价却是政府自己定的，这样的逐利模式很难在短时间看到自我修正的可能。

而所谓增量进入老体制，主要的问题是产生了大量难以明辨的灰色收入。按照渐进改革的理论，由于渐进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即存量按老体制的规则运行，增量则按新体制的规则运行，但现在的情况是，增量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停止，增量仍按老体制运行。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的流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车的数量在改革开放30年来翻了好多番，但是都进入老体制，没有进入新体制。而公车的改革过程中，技术问题全解决，但机制问题没解决，所以改革最后流产。按照竹立家教授的估算，三公消费（公车使用、公费吃喝、公费出国）每年达9000亿元；按照王小鲁的估算，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和大约是13.5万亿，而根据官方数据推算的此项收入为8.7万亿，前者比后者高出4.8万亿，相当于当年GDP的26%，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

第三、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并存

按照一般的分类，产品可以分为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其中私人产品通过市场由个人负责，如国防环保、航天等的公共产品就是通过政府由国家负责，而准公共产品是部分由个人负责，部分由国家负责，像教育、医疗、低收入者的住房等都是这类准公共品的代表。

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存在过多的错位和缺位。90年代，住房、医疗、教育等准公共产品市场化进程启动，其中政府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的责任被摒弃，强行推给市场。改革至今，这些民生领域累积了大量的矛盾，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外一方面，政府有形之手依然活跃在国民经济多个部门，“垄断部门大量强化”、“国进民退”的现象在现在这个后危机时代表现尤为明显，该市场化却不市场化。

第四、体制转型滞后于发展转型、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

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转型的产物；但在中国，还有“三元经济结构”和“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之说。所谓“三元经济结构”，特指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在农村经济内部开始发展工业，而“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则是指广大农民进城从事非农经济，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城市受到来自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等各个方面的歧视待遇，从而也导致我国的偏低的城市化水平。

由户籍制度带来的这种现象正积累着越来越多的弊端，比如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真正的市场经济是要建立在要素自由流动基础上的，只有充分认识“三元经济”和“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的过渡性，才能推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让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的政策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农民的住房、土地等资源应该有一个重新配置的过程，以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并有利于把城市化的进程真正做实。

第五、中产阶级的培育和壮大进程缓慢

内需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面对的难题，中产阶级的壮大能积累有效的消费需求，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有一种估计，目前我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总数的12%，而韩国和日本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时中产阶级的比重为50%，因此，党的十六大也将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在我看来，中产阶级壮大困难在于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财产分布差距的拉大。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7，远高于发达国家，说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而财产分布差距上，缺乏中间阶层，财产分布图呈尖塔形，从我们对全国居民人均财产的构成比例分析来看，房产占居民财产的份额接近60%，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迅速暴涨泡沫无疑进一步拉大这种财产分布差距。

面对以上的挑战，危机后的中国应该怎么办？其实只是一句话，只有加快改革才能促进发展。

赵人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

本文根据赵人伟老师在“危机后的选择”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