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智库？对很多中国人而言，可能会更多地把智库和传统的谋士、智囊等同起来，从我个人的标准来看，现代意义的智库应该是一种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的非营利性社会机构，也就是说，智库要有一定的社会公共属性，这种公共属性与其是否属于官办机构无关。正是这种社会公共属性把现代意义的智库与传统的谋士、智囊区分开来了，现代意义的智库服务于政府、社会以及整个国家，而不是某个执政者个人。就像企业可能是私有的，但一旦注册成为社会盈利组织，就有其社会属性，必须遵循最基本社会规则与道德，而不是完全由法人自己说了算。

在中国，智库是政府之外惟一专业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人大、政协虽然对政策的影响很直接，但代表、委员们并不是全职的，也不是专业的政策研究者；普通社会公民不是专业人士，在自己专业领域外如何建言献策？提出问题后是否有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智库就有专业能力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更合适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对于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优势的中国决策过程更为重要，智库产业的发达，有助于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智库尤其是具有独立性与利益中立性的智库，对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社会公共政策完善的作用不可替代。此外，英国撒切尔夫人曾经说，“你不需要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只能出口玩具、计算机、电视机，而不能出口思想”，从这个意义上，发展中国智库产业是建设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当然，智库因为其职能特点，还能为政府发挥“储备人才”等作用。

目前，中国的智库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官方智库大约占总数的95%，往往扮演“政策宣传者”的角色，而且官方智库像国内的大学、科研机构过度行政化一样，研究机构也成为了官场；另外一方面，独立性相对较强的民间智库则发展困难。

不过，这样的局面将改变，中国智库建设即将迎来一个新时代。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日渐重视，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而智库肯定是“储备性政策的研究”中的重要角色。

具体来说，应该如何变革中国智库的局面？我认为中国政府必须对官方智库进行改革，当然不是采取西方模式，但就像国企改革强调“政企分开”并按市场规律办事一样，一定要引入竞争机制，按智库本身规律来运作：一是政府对官办智库的支持方式，要从过去为研究人员付工资的方式转变为研究项目付费，研究人员必须通过获得项目、完成项目、并且取得成果来获得收入；二要把官方智库从行政机构中剥离出来，有一定自主权，智库成员不再是公务员或有行政级别，政府作为出资方可设立监督委员会，但智库本身不再受行政机关的直接日常管理，同时不管是否转变为体制外，必须跟其他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在同一平台下竞争，没有项目与收入一样要破产、下岗、重组；三是不但要有官方智库与官方智库的竞争，还要鼓励民间智库发展，并允许与官办智库形成竞争，进而在竞争中提高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四是政府要鼓励形成公平竞争的氛围与智库研究采纳机制，政策研究项目不但应该让民间智库参与竞争，而且标准应为是否能够提供更有效、更可行的方案，是否能对政府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帮助。

在这个改进的过程中，保持智库的自主独立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谈到独立性，目前国内舆论有很多误导，例如美国兰德大部分研究经费来源于美国政府，布鲁金斯为奥巴马政府输送了大批高层官员，有人就因此说西方智库标榜的独立性很虚伪。我们必须要明确，智库的核心是政策研究，怎么可能不跟政府密切打交道？怎么可能没有来自政府的研究经费？独立性指的是机构的独立性与研究的独立性。兰德、布鲁金斯受美国某一行政机关直接管理吗？他们的研究员是政府公务员吗？他们的研究成果很糟糕美国政府一定要支付工资吗？这说明了他们机构的独立性，之所以有大量来自政府的经费，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权威与公信力。研究的独立性也可以通过来管理制度上经营与研究的分开来保证。

当然，没有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与智库研究采纳机制的完善，这种独立性可能是表面的。资金来源单一化，就很容易被惟一的“赞助者”“绑架”。另外，也需要有社会捐赠文化来使智库避开“赞助者”的强势，国外很多智库资金来源除了不同客户项目之外，还有很大比例来自社会与个人的捐赠，美国政要与企业家捐赠成立的智库就有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等。这也是国外一种捐赠观念：捐一所小学可以帮成百上千个孩子，但捐助政策研究机构完善教育制度则可以帮助每一个孩子。另外，还要形成完善的智库采纳机制，这与智库本身是否属于体制内无关，只有不论官方还是民间智库必须靠项目获得经费，项目获得必须靠公平竞争，由于项目获得是在研究完成之前，公信力和影响力也就变得特别重要，而智库一旦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而失去公信力，就会失去自身长期发展的机会，这样才能避免这一问题出现。靠自律是不够的，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外，智库为政府、政党进行政策研究，往往在议会和竞选中经历过一定程度的民意认证。中国智库如何形成公信力，也一样要有民意认可，只是方式和形式不同。

关于中国智库的未来，可以预见的是其发展道路会因为国情不同而与西方有所区别，但在目标和意义上会“殊途同归”：无论中国智库还是西方智库，目的都会是为了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以及社会公共政策的完善，并且因为其专业性，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中国目前95%的智库是官方智库，并且这些中国思想库所代表的“软实力”与中国综合国力世界有数的地位不相对称，也就是说“软实力”发展大大滞后于“硬实力”。因此，中国政府未来对智库进行一定的培育，包括出台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将是必然的。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引入竞争机制，按智库本身规律来运作，政府的公共政策出台要进行研究招标，就像当年政府引入世界银行项目都有进行招标一样。当官方智库过于行政化，就只会成为行政机关的延伸——或类似于政府宣传部门，也就无法完成提供“储备性政策”的工作。同时，还要加大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在多数领域允许他们与官方智库公平竞争来获得项目与经费，否则，连内部竞争都没有，中国智库是不可能崛起为能与全球顶尖智库竞争的“大国智库”。

作者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本文刊载已获作者授权，原始出处参见：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