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olemy:何以不能忍受“福利社会”

秋风在最近一期《思想库报告》发表文章《用正确的福利制度改变收入分布失衡局面》,批评中国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失衡的局面。秋风给出的药方是政府取富济贫,“变增长型财政为福利型财政”,将财政税收“用于民众的直接福利,越直接越好”,“让财政支付的福利性收入真正落入中低收入群体的腰包,让福利制度能让中低收入群体不至于无法维持体面的基本生存”。我认为,秋风的文章有个别地方值得赞同,例如:批评政府公务员享受了过多的福利待遇,批评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让垄断企业、大型国企获益。

但是,秋风的出发点,即:贫富差距过大是比国民平均收入较低更严重的问题——这个判断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秋风鼓吹“取富济贫”,是愚蠢的;他相信财富再分配不会阻碍经济平稳增长,是幼稚的;而他寄希望于用政府权力解决社会问题,则是他的一厢情愿,并且是非常危险的。我向来反对“福利社会”的论调,更不敢想象真的生活在欧洲式“福利社会”将会无聊成什么样。我先试着分析“福利社会”对经济的伤害,最后从个人角度说说我为什么受不了“福利社会”。

秋风准确地点出福利社会(他的表述是“福利型财政”)的核心是财富再分配(“取富济贫”),是把纳税钱用于医疗、教育、失业救济等等被他称作“直接福利”的地方。请注意,并非所有由政府提供或者财政补贴的服务,就一概属于“公共品”,尤其是秋风所谓“直接福利”。司法、治安、军队,甚至公路、电网等基础设施,被称为公共品,据说是因为如果采取私人自愿供给这些物品,每个人都会寄希望于他人付出的更多,而公共供给比私人自愿供给更接近最优。但是,对于医疗、教育、失业救济,即使政府不用税收财政提供这些服务,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有积极性自掏腰包,看病就医、接受教育、工作赚钱;相应地,也会有私人自愿提供这些服务。“人们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共同体的公共品供应问题”没有错,但是政府给的“福利”并不是公共品,也并不是人们一定要从政府那里得到的。

此外,“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也是左派一再忽视的。他们总是说,政府把税收用于福利将是多么的美好;却不敢告诉人们,税收从何而来?税收是政府通过权力,从人民手中的财富分走的。征税会影响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在取富济贫的“累进税”下,政府对富人收入的征税比例远高于穷人。富人从财政福利中获得的好处,远不足以弥补纳税带来的收入损失。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他们不仅可以把精力用于工作、创造财富,也同样可以用于休息、照料家庭。纳税使得工作的边际效用减少,于是人们会把工作的精力转移到休息,工作的积极性下降,财富的总量也就相应减少。左派鼓吹财富再分配,仅仅考虑对给定的财富总量,事后如何分配更为“平等”;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财富并不是给定的:当政府通过税收-福利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时候,财富的总量却在缩减。他们更没有想到,在看似怜悯慈悲的福利制度下,强者和弱者努力工作的积极性都会下降。

假如秋风是一个诚实的左派学者,他会坦率地告诉我们:“福利型财政会降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至少会降低社会创造财富的总量。但是,相比福利社会带来的好处,我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反而不断地自欺欺人。他说:“至于经济增长,只要政府有效地保障产权,放松管制,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得到释放,不难实现平稳的增长。”支持取富济贫,怎么称得上“保障产权,放松管制”,又怎么可能释放民众的企业家精神?我承认,在过去十几年中,普通民众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好处不够多。但是我认为,解决办法应该是减税、放松国家对市场的垄断和管制、加强法治;而不是取富济贫,走向平均主义。

欧洲债务危机,对于主张“福利社会”的人,应该是个警告。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欧洲的经济危机仅仅归咎于拥有统一的货币,却缺少统一的财政机关;但却懒得思考为什么希腊等欧洲国家会出现资不抵债。波斯纳在评论中敏锐地指出(我的翻译):对欧洲经济困境的原因最准确的概括,是欧洲“国家主义”的政治文化,而非美国式的个体主义。比起美国,欧洲的政府享有更高的威望,并且社会主义还拥有比较牢固的支持。由于福利政策降低经济效率,大多数欧洲国家很难在外国市场与中国、印度、巴西等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竞争,因此很难保持贸易顺差。并且由于欧洲国家的税率已经很高,所以,财政赤字无法通过增税解决。人口老龄化提高了对公共开支的需求,加上贸易赤字造成的缺口需要弥补,政府只好通过增加外债来满足这些需求。简而言之,欧洲经济停滞、政府债台高筑,是对政府福利的需求过多、过快膨胀造成的。欧债危机的例子,本应提醒我们注意福利社会造成经济停滞、财政崩溃的风险;但秋风却视而不见,竟然告诉我们福利国家的经济“不难实现平稳的增长”。

取富济贫,唯一可能成立的理由是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取富济贫确实能够实现这一点。但是,我不认为“缩小贫富差距”比经济增长更重要。贫富差距过大,据说会造成社会动荡、政治不稳定。不过,这个担心缺乏实证根据。同样是波斯纳,他在1997年的论文《平等、财富与政治稳定》通过以诸多国家的经济、政治数据为样本,指出:影响政治稳定的是一个社会的平均收入,而非收入的分配是否平均。经济的发展没必要、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得到好处。当大多数人感受到自身的境况得到改善,他们就不会选择倒退。哪怕一部分人得到的好处比另一部分更多,后者也不会选择倒退,因为对他们来说,倒退不会使他们变得更好。嫉妒的情绪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他们仅止于嫉妒,倘若真要他们放弃已经拥有的财富,回到从前,大多数人也不会答应。此外,国家能够利用财政提供和平、秩序、法治等基本的公共品,也依赖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而不是财富的平均分配。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比五十年前贫富差距更严重,但是政治局势却更稳定。

我的知识和理性判断,告诉我“福利社会”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和危险;而我的情感,则提醒我“福利社会”会是多么地无聊、令人失望。我无法容忍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你辛苦劳动的所得,有将近一半用来纳税,被政府拿去支付弱势群体的医疗、教育、失业救助金;你每天只需要工作7个小时,即使你有精力和能力想加班、多赚钱,工会也会出来阻挠,因为他们是你跟雇主谈判的代表;你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老婆孩子的生活条件好过你的懒汉亲戚,因为懒汉亲戚才是“福利型财政”的受益者;当你罹患重病,即使你愿倾家荡产,也无法获得更优质、更及时的治疗,因为医疗是由政府的全民健保项目提供,每个人获得医治的权利平等,你必须排队等待。起初,你还会满腹踌躇,苦于自己有心努力,却不能出人头地;时间久了,你成为工会的骨干,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却变成牢骚满腹,你开始抱怨别的国家的“血汗工厂”和“低人权优势”抢走了本国工人的工作机会。你上街游行,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更有趣的是,你的国家为了你的福利,欠了一屁股外债,竟然向人民宣传“买国债的男人是更性感的”——这些都不是我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福利国家真实的写照。

在福利社会,你无法变成儿时心目中敬仰的英雄,因为当福利社会取消了人们失败的自由,获得成功的权利也随之消失。其实,你也没有必要成为英雄,因为你和你的家庭的未来都交由国家包办,个体只能等着被动地接受福利。

自由和福利,到底是谁“扭曲了国民的精神”?

Ptolemy是《思想库报告》的特约撰稿人。原文参见:http://notquitethelawyer.spaces.live.com/Blog/cns!FFC719B8E59E519E!295.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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