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和波斯纳:关于人口政策的探讨

原文选自The Becker-Posner Blog,发表时间是2013818日,作者Posner(波斯纳)是美国联邦第七上诉法院法官、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经济学运动的杰出代表。另一位作者加里·贝克尔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贝克尔:低出生率的原因、后果和补救

不久前,人们还在关注全球的高生育率和快速增长的人口。还记得最近几乎不变的零人口增长吗?这种趋势从对于几近为零的生育率和下降的人口数目的担忧开始就转变了。

这种态度上的急剧转变源于超过八成的国家其新生人口还不足以填补每年死去的人口。它们需要大量的移民来防止它们的人口从峰值慢慢下降。这些低生育国家占据了世界四成的人口,随便说几个,这其中有西欧的所有国家、中国、日本、俄罗斯、波兰和加拿大。出生率在其他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美国、墨西哥和伊朗等国,也才比替代死亡人口的必要水平线高那么一些。

学者们通过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来衡量生育率水平,总和生育率水平就是每个女性在有生之年平均能产下的新生儿数量。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替代水平的国家就被归入到低生育率阵营。在1970年还没有国家在这一阵营中,但在随后的几个十年中,不断有国家掉到低于替代率的水平里。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总和生育率出现降低后有过回升。

到本世纪末,人口统计学家等还预测着世界迅速增长的人口将在2050年超过110亿。但许多低生育率国家发出的紧急警告已经让这些预言破灭。如今的人口预言称,未来的生育水平将会更低,而即使现在较为一致的意见称,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人口约为95亿,鉴于生育率水平在更为贫困的国家迅速下降,这样的预测还是高估了。

在许多低生育率国家中出现许多讨论,关于年轻人减少将带来的消极后果,这样的前景在德国、日本、俄罗斯和少数几个低移民水平且人口下降的国家中已经成为现实。在更为富裕的国家,退休收入和老年人的医疗保障通过年轻工作人口缴纳的税收来支持。低生育率最终会导致适龄工作人口的减少,社会保障的税收基础也被侵蚀,除非更少出生的孩子能充分获得大量的教育投资和其他人力资本。

尽管社会保障金募集存在的潜在困难招来了很多关注,其他一些低生育率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这不相上下甚至更为重要。低生育率降低了科学水平,也延缓了创新活动,因为创新主要源于年轻人。年轻人通常也更容易适应环境,这就是为什么高科技创业吸引着年轻的工作者,而他们在老旧的夕阳产业里也不被认可。

在过去的250年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而自从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中论述了人口增长对于收入的消极影响后,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开始反对高生育率,并将人口增长视为世界粮食供给、生活水平和环境的对立面,它的害处还包括当地和全球的污染问题。

但是,这些人口增长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应当同其带来的巨大效益相较权衡。这些效益包括更多的年轻人,如前所述,他们更愿意创新,比如即将到来的更有效率的食物生产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些效益给退休的人。更多的人口也使得对于新药、软件、社交网络和其他创新产品的需求量上升,这些创新恰恰是对需求规模的回应。

诚然,如果更高的出生率会导致更低的教育水平、减少其他人们对于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更低而非更高的人均收入。马尔萨斯对于人均收入降低的担忧足以解释他对于高生育率的强烈反对。但是,在过去的250年里的快速人口增长伴随的是人均收入前所未有的提高。不论更多的人口在马尔萨斯论者的眼中有多少消极影响,这些影响完全抵不过更多人口带来的人均收入上涨、越来越多的回报以及其他优势。

中国正严肃考虑是对“独生子女”政策进行大修还是彻底废除它,因为它导致了年轻人和人口的减少。法国在不久之前出台了一项慷慨而昂贵的经济扶持计划,支持那些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正在讨论和正在执行类似的生育支持计划。

是否要有补贴金,这取决于更多的新生儿和更庞大的人口能够带来的益处,包括生育孩子的家庭的益处,是否超过了鼓励生育的成本,这些成本中有生育支持政策的政府预算开支、潜在的环境破坏等等。即使如此,正如我坚信的那样,现代社会中更庞大的人口利大于弊,而人们也该意识到那些刺激生育的政策是昂贵的,但要除去废止和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一样限制生育的举措。

举个例子,要弥合德国约1.4的总和生育率与正常替代要求的2.1生育率需要有25%的出生率增长。当然还没有生育补贴计划能达成这么大幅度的生育增长,即便是昂贵的计划也没做到,大概是因为养育孩子需要付出父母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谦虚些估计,一个慷慨而昂贵的计划也许能促成10%15%的生育增长,就像在法国。也许一个完整的收益成本分析将会表明这样的计划是值得的,但陪审团对这计划还无动于衷。

 

波斯纳:这世界需要更多人吗?

对于这个我自己提出的问题,我还将信将疑。

但是有件事我们确信不疑,那就是如果老年人的数目相对于适龄工作人口的数目过于庞大,那么经济将会出现问题,老年人们总要给给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带来高昂的支出,而这将导致工作人口背负极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反过来我们也清楚,年轻人对于老年人的比例过高也将产生不稳定因素。许多贫穷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大量的年轻人口催生出严重的失业状况,而这又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就像几年前那些个中东国家,曾天真地投入“阿拉伯之春”的怀抱,但这却迅速蔓延滋长为一场暴力的噩梦、一次政治的骚乱和整个区域的动荡。

令人惊奇的是,像埃及那样穷困贫瘠的国家竟有八千四百万的人口。这不是件好事情。埃及现存的诸多问题源于其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让这么多人填饱肚子,也没有足够的生产力从国外换取食物。

不断增长的人口不仅仅意味着工作人口的增长,源源不断的新生儿,也意味着这些新生儿给他们的父母带来了高昂的机会成本(除非童工被允许,看起来就是让孩子远离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育成本。快速增长的人口不仅引发了年轻人的失业,也耗尽了公共服务资源(例如公立教育机构)。这还不算人口增长给环境方面带来的影响,例如全球气候变暖、物种灭绝以及交通拥堵。

在经济学家眼中,如果新生儿是富裕商品(superior good,又称优质品)——即当人们收入提高时会大量购买的商品,人们会期待在发达国家中保持较高的生育率并继续不断提高,但在这些国家中却事与愿违。新生儿事实上是低档商品(inferior good,又作劣质品),这或许是因为穷人的孩子可以去工作来补贴家用,又或许是因为穷人家庭消费不起生孩子的替代品,如昂贵的汽车、服饰、住宅、娱乐活动和旅游,孩子对于穷人的价值往往更高。在富庶的国家中,配偶双双外出工作的状况越来越多,这反倒提高夫妻共同哺育下一代的机会成本。

对于如德国和日本这样面临人口减少问题的富裕国家而言(并非所有人口减少的国家都富裕,例如俄罗斯就不是),有一种更好而绝对廉价的解决方案,那就是移民。单在中国、印度和韩国,就有约25亿人,他们的平均智商似乎接近于(甚至可能更高)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居民,包括那些人口正在减少的富裕国家(这里不包括美国)。而这预示着许多的东亚人智商超过100(我们假设智商呈现正态分布,平均智商100意味着在这些人中,有2.5%的人智商至少有130,而25亿的2.5%那就是6250万人)。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想移民,但许多人对于这种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症结在于,除了美国和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外,少有富裕国家向移民敞开胸怀。它们也有移民,德国有许多人祖上是土耳其人;日本有许多朝鲜人。但这些国家却变得固步自封,带着民族的优越感亮出它们对移民的敌意,而它们国内的移民人口,不只是第一代,依然难以融入社会,这不像是在美国,美国到如今还是一个大熔炉。如果这些国家不能解决移民融入的问题,继而提升它们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的话,它们的人口还将持续减少,因为这些国家很难有能力支付补贴金来阻止人口减少。

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黑死病曾使得欧洲人口急剧下降,但却使得欧洲的国民人均收入显著提高,原因在于人均耕地面积增加了,人们也获得更丰厚的滋养。就像贝克尔指出的那样,大量的人口可以造就更多的天才和其他有创造力的人,从而推动科技发展。在发达国家歧视消失和网络约会搜索发展的条件下,选择性交配开始变得普遍起来。也许在某些时刻不断增长的电脑工程师数量中会出现报酬递减。

付钱让人们生孩子听起来很奇怪,尽管用经济学理由可以为之辩护,比如增加的人口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就此而言,类似的辩护也可以出现在让老年人放弃临终的医疗花销,这取决于补贴金的规模有多大,以及要什么方式来筹集)。我很怀疑这样的辩护能否成立。世界人口已经超过了70亿,而它持续增长带来的经济影响我们还知之甚少。

译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助理陈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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