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第四次国家革命

原文选自加图研究所,发表时间是7月8日。作者约翰.米克斯维特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总编辑,艾德里安.伍德里奇是《经济学人》的执行编辑,并为该杂志撰写《熊彼特》专栏。本文章基于他们最近的新书《第四次革命:重造国家的全球竞赛(The Fourth Revolution: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该书由企鹅集团(Penguin Group (USA), LLC.)旗下的企鹅出版社出版。本文版权归约翰.米克斯维特和艾德里安.伍德里奇所有。

原文已经获得授权,禁止商业使用转载。

 

世界范围内,从圣迭戈到斯德哥尔摩,精明的政治家和官僚正在用观念重塑世界。这么做的原因显而易见:接下来十年内主要的政治挑战将是重修政府。《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要求他的美国同胞就“人类社会是否能够通过思考和抉择建立良好政府,抑或命中注定只能接受由偶然和暴力所创立的政治结构”作出决定。现在,他的话同样成立。

那些能够建立“良好政府”的国家仍将能为他们的公民提供得体的生活。而做不到这点的国家将会被谴责陷入衰退或混乱之中,正如中国曾经所经历的那样。国家即将发生变革。必须资源被不断消耗,民族国家间的竞争硝烟再起,同时或许有更好的方式处理当下之事,可以预见一场革命即将到来。政府内发生的第四次革命将会改变世界。

为何称其为第四次革命?这旨在提醒所有人,国家能够发生极大的变革。西方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政府的一种形式——自二战以来,不断扩大的民主政体主宰着我们的生活。然而,那之前的历史则完全不同。事实上,欧美之所以能够保持领先正是因为他们在不断地进行变革:政府处在一个不断改善的持续进程之中。在我们的著作中,我们认为,在近代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三次半的巨大变革。

 

一、政府的三次革命:利维坦及其反对者

第一次变革发生在17世纪,当时欧洲君主所建立的集权国家正在逐渐领先世界其他地区。17世纪40年代,在英国内战的背景下一位处于流亡途中的中年保皇派人士出版了其对于国家的分析,其名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而当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希望将中国或土耳其升起。霍布斯用圣经中的巨兽利维坦来命名国家,因为国家在他看来是解决人类生活中的污秽、暴虐、转瞬即逝等问题的唯一答案。事实证明,这一巨兽是何其成功!各巨兽在欧洲的竞争产生了一个使政府不断改善的体系:民族国家逐渐变成了贸易帝国,随后又变成了企业性质的自由民主政体。政治与经济实力上的竞争经常是血腥和污秽的——英国几乎对所有西欧国家宣战过——但这一竞争使得西方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第二次革命发生于1819世纪晚期。其由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起,并最终遍布欧洲,自由主义的改革者用更能选贤任能和更负责任的政府取代了代替了君主庇护体系——后者在英国被称为“旧腐败”。

英国自由主义者接手了一个破败不堪的旧体系并以效率和自由为原则将其从内部进行改造。他们“偷窃”了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观念,攻击了任人唯亲,开放了市场,同时限制了国家权力以防止侵犯自由。“守夜人国家”这一概念由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持相同观点的人物提出,其特点在于不仅规模小而且颇具能力。虽然在1816年至1846年间英国的人口增长了50%并且维多利亚时期内各种服务不断改善(第一支现代警察力量在这期间建立),但国家的税收规模从8000万英镑降到6000万英镑。后续的改革者如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继续寻求“在国家的各方面尽可能削减开支”。

然而,正如之前所发生的,另一场革命接踵而来。在19世纪的后半叶,自由主义开始追问与小政府有关的根本问题:密尔及其追随者们开始思考,对于那些未接受学校教育或没有医疗保险的工人来说,自由有何益处?如果这位男性(并且女性也最终包括在内)获得了投票的权利,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考虑除了自由主义外的其他选择,因此学校教育必须涵盖更多人同时抱有更多目标。并且,如果政府必须与他人竞争——当时,俾斯麦正将普鲁士打造成为一个强国,因此这一观点尤其引人注目——那么那些更能教育好工人的国家将胜出。

因此,每个公民生活的改善成为了同利维坦所立契约的一部分。这铺就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但同时也带来了第三次革命:近代福利国家。

这一事业的进展同其开创者比阿特丽丝.韦布和西德尼.韦布(Beatrice and Sidney Webb)所想象的大为不同,但这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称的西方生活方式。在西欧和美国,自二战后其从未受到挑战——除了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受到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影响,暂时终止了国家的扩张并将经济体的重要部分私有化。我们将其称为半次革命,是因为其虽然其重新回到了第二次“自由主义”革命的一些基本观念,但并没有成功地扭转国家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凡是多的,还要给他

每一次革命的扭曲和反转都是十分明晰的。可以明确的是,在过去五百年中,欧美的经验造就了关于政府的观念。自由和民主则处于中心地位。西方国家的兴起并不只是一套完善的市政服务建立的过程。霍布斯的利维坦即使对于一位保皇派人士来说也是充满危险的,因为利维坦依赖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契约这一概念。维多利亚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将一个运作良好的国家视为个人解放的前提条件。而他们的费边主义的继承者们则将福利国家视为个人实现的前提条件。而当其逐渐扩展时,西方国家倾向于给以人们更多权利:投票权、受教育权以及获得医疗和福利的权利。

但是西方国家目前又表现出另一特征:政府过于臃肿。统计数据能说明部分事实。在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1913年的7.5%上升至1937年的19.7%1960年代27%2000年的34%,以及2011年的41%。但这些数字并不能完全描绘出我们的政府已经渗透入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美国的利维坦声称,自己有权决定如果你打算在佛罗里达成为一位理发师将接受多久的学习(两年),同时也有权监视你的电子邮件。他同时强迫美国医院接受其所编订的140,000种疾病代码,其中一种代码用以指代踢到乌龟所造成的伤害。政府本应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偶然伴侣,正如霍布斯契约中的另一立约方,以及密尔所描绘的守望我们的守夜人。今天它已是无所不在的保姆。在1914年,“一个遵纪守法的英国人能够度完自己一生却除了邮局和警察局外丝毫注意不到国家的存在”,历史学家A.J.P.泰勒观察到,“他能在他喜欢的地方按照他所喜欢的方式生活宽泛来说,国家只会帮助那些不能自立的人。它并不会管那些成年公民。”但在今天,遵纪守法的公民在他们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国家的存在。

当然间或存在遏制国家的尝试。1944年,在其《通往奴役之路》中,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警告称,国家正处于毁灭社会的危险中,而正是社会创造了它。这为之后的保守主义政治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议题。1975年,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提到了“应施加限制的时代”。对于“限制”的担忧显著地重塑了随后15年后关于国家的思考。在20世纪90年代,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人们都相信全球化将限制政府规模:比尔·克林顿宣称大政府的时代已经过去。事实上,利维坦只是暂时中止了活动,政府很快恢复了增长。乔治·W·布什比自林登.约翰逊以来的所有总统都更显著地扩大了美国政府的规模,与此同时全球化只是增加了人们对于安全防护的需求。即使在近期遭受了些许挫折,现代西方国家比历史上的所有国家以及任何私人公司都要有权利。沃尔玛也许拥有世界范围内最高效的供应链,但它并没有拘押或者向他人征税的权利——抑或监听他们的通话。现代国家能够在远处按动按钮来杀死一个人,并且能够看到现场的实时情况。

当然,存在人口或经济上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国家仍将会增长。津贴支出将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而增加。政府支配了那些难以实现生产力增长的领域,例如健康和教育。但其他支持国家扩张的理由大多是政治性的。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放任国家增长,前者歌颂医院和教育的功能,后者则歌颂监狱、军队、警察力量的效用,而两者都不断推进相关领域的立法监管。对于“乞讨行为受益者”以及“福利女皇”的所有担忧,应当指出大多数的国家支出流向了中产阶级,而他们中大多数是保守主义者。投票者总是希望获得更多服务;某些人总是比他人更愤懑不平。

但不论是好是坏,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正在携手共进。我们的政治家正在尝试给我们更多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医疗,更多的监狱,更多的养老金,更多的安全感,更多的津贴。但与此同时——这就是悖论所在——我们并没有更开心。在让国家承载了过多需求后,投票者愤怒于其运转如此差劲。在美国,联邦政府所得到的支持比乔治三世在美国革命期间的所得到的还少:仅有17%的美国人成他们对于联邦政府用有信心,与1990年的36%以及1960年的70%,还不到前者的一半和后者的四分之一。越来越多的人独立于民主党或共和党。

简而言之,国家处于困境之中。困惑之处在于为何许多人认为激烈变革不可能发生。保持现状实际上是最不可取的选择。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赫尔伯特.斯坦因曾经冷静地观察到的,“如果某物不能永远运动下去,那么它迟早会停下。”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讲经历巨大的重塑。在西方,一个扩张的时代即将走到尽头。第四次革命即将到来。

 

三、变革之风

在如下三股力量影响下,如何掌控利维坦将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失败,竞争,以及机遇。西方必须做出改变,因为它自身正在分崩离析。新兴世界必须做出改革以继续前行。国际竞争已经存在,但却是建立在妥协以及恐惧之上。政府应能做得更好。负债以及人口统计资料表明,富裕世界的政府必须做出改变。甚至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西方政府已经收不抵支。美国政府自1960年起只有5年实现了财政盈余。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仍将不断从我们的身边取走东西——并且数量远多于大多数人所认识的。在某些政府财政如此糟糕的地区,例如希腊和某些美国城市,这已经相当引人注目:在圣贝纳迪诺,市检察官建议人们“关上家门并给枪上膛”,因为该市已经负担不起警察支出。

这一战争将直指民主的核心。西方政治家乐于夸耀民主的好处,同时鼓励那些非民主制的国家,如埃及和巴基斯坦,转向民主制。他们声称,“一人一票”能够解决从贫困到恐怖主义的一系列问题。但惨淡的事实是,当一桩桩丑闻被披露出来后,西方民主制显得是如此无力和寒碜。利益集团(包括那些绝大多数人认为其为国家效力的集团)总是能够成功地劫持政府。

如果失败是变革开始的第一个标志的话,那么竞争则是第二个。在对政府充满失望的同时,新兴世界正在产生一些令人振奋的新观念,同时在此过程中逐渐侵蚀西方的比较优势。如果你对医疗的未来感兴趣,那么印度将大规模生产技术用于医院的尝试可能是答案的一部分,正如巴西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对于未来的福利制度一样。

迄今为止,新型世界并没有抓住技术所带来的机遇跨越前景。巴西正在经历一场已于希腊和底特律发生过的养老金危机。印度虽然有着几所世界范围内最具创新性的医院,但却有着最破旧的公路和最慵懒的政治家。但并不要因此误认为新兴世界远不如我们。只有西方拥有明智政府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

这涉及到第三种力量:更好地“进行政府实践”的机遇。与之前革命所面临的挑战相比,如今的威胁并不重大:银行破产,极端主义,洗钱。因此同样存在着机遇:我们有机会将一个被我们赋予过多责任的机构现代化。国家该如何变革?只有基于管理上的改善和对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运用,才能够给出较为可行的答案。五十年前,公司承受着政府如今正承受着的臃肿。而自那后,商业活动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更加灵活、更加专注,同时实现了去科层化。

然而,政府在未来能做的比更好地进行管理将更多。某种意义上,一个重大决断将被做出。国家的目的何在?这一问题曾是一古老论争的核心——这一古老论争在现代民主制的自助观念下曾消散无踪,并且只是以零碎的形式偶尔出现并被讨论。现代政治家就像在一幢破败房子中就是否该修复某一窗户争论不休的建筑师,只是在不停地小修小补而已。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整个结构的设计,同时思考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国家所应承担的角色,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现代民主制到来前所思考的那样。

 

四、结论

第四次革命关乎许多事物。它关乎如何驾驭科技以提供更好服务。它关乎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找到新兴观念。它关乎如何摆脱过时的工作流程。但其核心是,如何唤醒自由主义的两个核心观念。它与通过强调个人权利同时减少社会权利以重新唤醒自由精神有关。它与通过指明国家的担当以重新唤起民主精神有关。如果国家做出了过多的承诺,那么就将在其公民中间造成社会动乱以及依赖心理。只有通过减少所承诺的失误,民主制才能够充分展现出其在能动性、创造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上的良好本性。这是一场关系重大的战斗。民主制是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的最好守护者。他同时是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最好守护者。但与民主制的邪恶本性相斗争将是相当艰难的。为历史所记录的前三次革命都是如此。

革命者必须质疑那被长期珍视的前提假设,同时设想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很可能会面临那些在国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人的严厉反对。然而革命总是伴随着巨大的回报。早期近代欧洲在世界范围内是最有活力的大洲。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创造了一个自由国家,与“旧腐败”时期相比支出减少并提供了更好的市政服务,在政治分裂几乎未发生的情况下实现了大众民主制的转型,同时以极低的成本统治着日不落帝国。福利国家向数以百万计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提供了可见的社会保障。第四次革命同样会十分艰巨。

但改革者仍应奋勇前行,因为成功的回报将是巨大的:那些成功驾驭创新性力量的国家将会远远超过其竞争者。最终,那些国家将会书写自身的历史:这一革命将与自由和个人权利相关。这仍将处于推动欧洲与美国前行的传统之中。西方过去总是世界范围内最具创造力的地区因为他总能为国家带来新生。我们非常有信心,这次我们仍将成功,即使当前我们处在最艰难的时刻。

译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朱陈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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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评论 to “【推荐阅读】第四次国家革命”

  • blabla 说道:

    翻译得真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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