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发展战略与定量评估

本文为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张学良教授在鸿儒论道第76期的精彩演讲。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上海市“十三五”规划纲要刚刚出来,在这些新形势下,中国城市群、都市圈、都市带要怎么来发展?今天,我代表我们团队来初步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这个研究主要是来自于我们团队主持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边界调整与城市综合承载力提升路径研究”初步研究成果,虽然这个课题是我们去年中标的,但这整个的研究我们大概做了56年,近两年在人民出版社每年都推出一本城市群的研究报告,也形成了一些影响力。

 

今天想从四个方面来讲:

l 第一块介绍一下正在崛起中的城市群,从全球的视角和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来看今天中国提出城镇化的主题形态是城市群有没有道理。

l 第二块是从学理层面回答一下,为什么是城市群?为什么城市化是城市群空间的主体状态?

l 第三块是关于城市群发展格局,中国城市群发展又是怎样的现状。

l 但今天的主要部分是第四块,也是我更关心的,就是城市群战略是怎么推出来的,是否允许我们学者提出一些科学的质疑?城市群划分准确不准确?如果城市群划分不准确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划分它?国外有什么经验?未来3-5年,我们这个团队以及和我们合作的团队,该怎么来推进中国城市群研究。

一、崛起中的城市群

我们都很熟悉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从信息化、全球化的角度讲,世界确实是平的,但是如果从地理学的角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家度来看,世界肯定不是平的,经济发展都是集聚在特定的区域,人口和人类的活动也是集中在特定的区域。

全球来看,根据世行09年的一份报告,全球大概1.5%的土地面积,却聚集了全球一半的生产活动:在美国,有2.43亿人口主要集中在仅占全美总面积3%的土地上,这些区域是全球生产效率最高的城市区域。今天美国也做了一些规划,把这些城市区域叫做巨型城市区域;在日本,3500万人口拥挤在东京这块不足日本总面积4%的土地上,财富也主要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目前世界公认的大型城市群有5个: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美国的五大湖城市群、美国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还有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和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的城市群。

在中国也一样,经济活动都是集聚的,集聚在大中心城市,以及中心城市周边的城市区域、都市圈、大都市统计区。用2012年的数据,我们划分出了中国主要的23个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占1/3不到的国土面积,但聚集了全国2/3的人口,创造了90.49%GDP。而如果按照地区生产总值大小列出中国排名前十的大城市群,我们看到这些城市是以14%左右的国土面积,集聚了50%左右的人口,创造了全国71.67%的地区生产总值。

国家在2010年也出台了一个《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这是首个国土空间开发规划,明确了中国未来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和未来国土空间的开发格局,其中所谓的优化开发区域,是指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而重点开发区域,是一些像长江中游皖江经济带、东部和中西部的一些区域。尽管在这个主体功能区规划里,并没有说优化开发区域与重点开发区域就是城市群,但这事实上就是学者所称的城市群,现在我们观察到中央的文件也越来越多使用城市群这样一个概念。

很多的学者也是基于这个规划,以及国家后来出台的一些特定的城市群规划,来界定中国到底有多少城市群,或者哪一些是国家级的城市群。我们也对这些规划做了一些梳理。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城市群,包括后面要做实证检验的城市群,都指的是中央推出来的国字号的城市群战略。

根据我们的观察和判断,

 

(1)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格局,像上面提到的中国23个城市群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超过90%,而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这三大城市群,面积是占到全国4.77%的面积,却创造了全国40%的经济增长,聚集了全国22%的总人口。

(2)中国经济已经从省域经济、也就是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很多跨省的城市群也逐步呈现,像长三角城市群,就是上海、江苏、浙江,甚至是安徽也纳入进来了。以地区生产总值为例,这些城市群占到所在省份的比重,高的甚至达到了100%,而北部湾城市群在广西的GDP比重是最低的,但仍达到了32.75%

(3)中国过去传统的“条状”经济也逐渐向城市群经济转变。什么叫条状经济?东中西是条状,沿海和内地是条状。

现在,国家已经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就是说,在人往哪里去这个问题上,国家的战略是去城市群。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具体看,全国城镇人口是6.6亿城市人口,相应的城市化率50%不到点,如果我们把32个城市群单独拿出来的话,它的城市化率大概是56.2%,高出了大概6个百分点。

还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城市群,像长三角群,《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长三角发展规划》里都谈到它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没有之一,实际怎么样呢?我们用“富可敌国”来形容:我们用2012年的数据,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生产总值接近2万亿美元,这样的经济总量和俄罗斯、印度相当,接近于亚洲四小龙的总和,所以说它“富可敌国”。

简言之,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城市群特别重要,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人口集聚的中心,至于是叫城市群,还是都市群,还是都市带?这一点学者之间还有争议,姑且把这一点争议先搁置下来,我们会看到全球也好,中国也好,确实有一些城市连绵带,有一些城市集聚区,这些区域凝聚了全球、全国经济的中心。

二、为什么是城市群?

城市为什么会集聚?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从经济学的外部性出发给出一种解释。

城市群是经济集中化的产物,也是经济集中化的高度体现,相对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功能互补、联系密切的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在一定空间地域范围内的集聚,可以使大中小城市和相关小城镇充分发挥各自在促进产业发展和推进城镇化方面上的优势,带来新的更强的集聚力,取得新的更强的集聚经济效应和正外部性,使城市群获得比单个城市更大的分工收益和规模效益,单一城市的规模不经济和负的空间外部性,会由于要素在整个城市体系中的优化配置而得以消除。

举例来说,上海现在土地资源很稀缺,人口老龄化程度也比较高,上海“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总人口控制在2500万内,这个怎么能规定呢?我对规划效果并不乐观,既然我们一直都规定不了,现在为什么还规定它呢?如果2500万不能够控制的话,产生城市集聚的不经济,该怎么办?可以通过城市的协作、协同来部分解决它,不是完全解决它。

所以我觉得城市集聚能带来的好处,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就是城市群经济,城市群作为一种空间组织形式,不只是简单的城市的集合体,“群”的概念蕴含着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相互整合、相互协调,进而产生“1+1>2”的聚合效应,这种由城市彼此空间临近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即城市群经济是城市群的核心优势和城市群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可能会思考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出台的很多国家政策性文件,用一刀切的方式造就了一些城市群:某年某月某日出来一个文件,于是乎这些城市群就形成了。也就是说,中国一些城市群虽然形成了,但这些地方不一定形成了城市群经济。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来做一些客观的检验,为此,我们搭建了一个判断框架,我们认为有这么一个跳跃、跨越,是由单个城市形成了地方化经济,然后走向了城市化经济——由单个企业的集聚,形成了地方化经济,再形成了专业性的城市;当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形成了城市化经济,而后形成的是多样性的城市;大中小规模城市的集聚,所产生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城市群经济,空间形态的表现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城市群。

三、城市群发展格局

如果政府的规划是对的,那么基于现有的文献和国家的政策规划,我们可以把中国划分为23个城市群,这个城市群是怎么划分的,下面来做一些介绍。

我们做了三块工作,第一块工作看一看中国今天城市群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第二个看一下中国城市群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谁的城市群经济比较强,谁的比较弱,为此我们做了一个城市竞争力的分析,在竞争力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的第三块工作就是分析了城市群的竞争模式。

我们做了一些量化的指标,把城市群经济量化为资源环境承载、要素集聚、协同发展、基础设施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这六个维度,每一个维度下面又有一些三级指标。

我们的数据来自于什么地方?经济、社会、文化、资源与环境等宏观属性数据来源于10年来200个城市历年统计年鉴;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地图等地理数据来源于建立的中国城市空间数据库;个人收入、消费与企业财务数据等微观属性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我们的调研。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数据中心、中国城市(群)空间数据库两大数据库。

那么,城市群在中国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了?

我们根据上述指标进行了评分,比如要素集聚涉及到人口的规模,如果是常住人口规模大于5000万,我们给它3分,常住人口在3000-5000万之间,给它2分,常住人口在1000-3000万之间给它1分,依此类推,我们可以根据评分的大小进行分类:大于25分我们把它称为成熟型城市群,15-25分之间叫做发展型城市群,小于15分叫形成型城市群。根据得分情况,中国成熟型的城市群就三个: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当然,如果在严格意义上,长三角、珠三角是城市群,京津冀是不是城市群还存疑。

同时,我们也对城市群竞争力格局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排序,整体上,城市群竞争力呈现“东高西低、梯度发展”的格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综合实力分列前三。另外,我们也对这些城市群在要素集聚能力、整合发展能力、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单项指标上进行了排名。拿资源环境承载力这个现在比较应景的指标来说,我们一方面对各个城市群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排序——计算了每个城市群单位GDP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同样呈现了“东高西低”的局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个绿色TFP的比较,什么叫绿色TFP?就是环境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做展开。

四、城市群经济发挥作用了吗

如果以上基于已有文献、文件划分的城市群是对的,我们怎么对它进行评估?除了上面提到的竞争力等的评估,我们更要检验这些城市加入到城市群后,是否提升了它的经济发展?加入前和加入后有本质的变化吗?而如果这些划分是不对的,我们该怎么办,这是我今天想着重讲的内容。

为什么国家要推出城市群的规划?除了刚才提到的经济中心确实在空间上有集聚的规律,还有其他的理由。按照张五常的观点,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钥匙,由于中国经济上分权、政治上集权,各个城市之间存在激烈的政治锦标赛竞争,在这样的机制下,在过去30年,城市就像一个企业一样运作,市长相当于总经理,书记相当于董事长,每个城市都有一些招商的部门,单个城市的招商引资在中国一直出现,而且在过去五年、十年越来越明显。我们也知道,一些区域特别是开发区,是以政策的特惠来招商的,大量的特惠与普惠政策使得这些城市恶性竞争,以邻为壑为此,中央也出台了文件要清理这些优惠政策,但地方很快会用新的政策来代替被清理的老政策,事实上,中国今天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不一定要通过人为压低成本,通过补助来招商引资、促进经济的发展。

也就是说,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市场分割现象很严重,明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个地方都在做“十三五”规划,有的规划可能从单个城市来讲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把这些规划全部拿在一起来看,可能就不是合理的,比如长三角这么一个区域,不可能建立10个金融中心,也不可能建立5个物流中心。所以,理论上,中央建立城市群经济,或者是说以城市群作为城市化的空间形态,应该隐含这么一个含义,要统筹城市之间的发展,京津冀要协同发展,长三角也要协同发展。

那么,通过国家规划和文件划分的23个城市群是否准确?能不能促进协同发展?进行跨区域的合作发展,政府意愿和市场规律,到底哪一种力量更现实有效呢?

为此,我们做了两个实证,一个是全国层面的,检验按照文件和规划划分的23个城市群,另外一个实证检验是来做长三角城市群的。

1、全国层面的实证检验

全国层面的样本是把23个城市群打包放进去,数据是来自于全国层面的城市群里面的城市、地级市以上的城市数据,检验的思路就是看城市加入城市群以后经济发展、市场一体化程度等有没有改变,同时,和那些地理位置相近、但没有加入相应城市群的城市相比,两个城市会有怎样的关系。

经过对2006-2013年的全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进行双重差分检验,在控制了人口密度、人力资本、政府财政支出、贸易、进出口等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后,我们的实证结果发现,加入城市群规划的城市相较于其他城市,人均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提升,也就是这个城市加入前和加入后没有什么大变化。

由于采用双重差分法来进行分析,一个重要假设是,如果不存在政策影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不存在系统差异,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稳健性的检验——做了一个共同趋势的检验,结果显示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之前的趋势不存在显著差异。

另外,加入城市群规划的城市相较于其他城市,在其他主要的经济指标,如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客运量、平均工资和人口总量上也没有显著的提升。

所以,从我们的实证检验来看,国字头文件一刀切规划的城市群,其实对这些城市本身的发展影响不大。

2、长三角层面的实证检验

前面已经提到了“富可敌国”的长三角城市群,而它既有市场规律的引导,同时又有政府的引导,这个城市群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来做个判断。

从地域空间的变迁来看,长三角地区在1992年是14个城市,1997年,随着泰州从扬州分离出来,就变成了15个城市;随着台州加入长三角,2003年就16个城市了;到了2008年,国家出台了一个长三角指导意见,把上海、浙江、江苏的25个城市统统打包进来了;但是,2010年国家又出台了一个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到的长三角城市群包括22个城市。即使是国家文件,也有一些矛盾和冲突。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长三角形成了多种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市长联席会议)、沪苏浙皖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专题合作机制、主要领导定期磋商机制等,其中像长三角联席会议,是从15个城市开始,到今天已经包括了30多个城市。

所以,按照不同的标准,长三角城市群会有不同的涵盖范围,如何界定一个城市是否加入长三角城市群?

我更倾向于利用市长联席会议这个机制进行界定,加入市长联席会议,我们就认为这个城市加入了长三角城市群。利用长三角131个县市区1993-2012的数据,我们检验了一个城市加入城市群前和加入后,对它有没有影响,同时检验没有加入的话,对这个城市的发展又有什么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加入市长联席会议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这和全国层面的结果形成了对比。这一结果与现有文献结论是能够相呼应的,经济协调会能够一定程度的消除地方分割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带动经济发展。

为什么城市群效应在全国层面和长三角层面的差异这么大?这是因为长三角城市集聚能产生正的外部性,为了度量这个正的外部性,我们对长三角城市群建立了一个高维空间权重矩阵的模型,实证结果显示:

l  之所以有正的外部性,是因为长三角有一个经济增长极——上海,上海对周边区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正辐射作用;

l  同时,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以交通网络为纽带,形成了明晰的圈层结构;

l  相同圈层的县市区表现出了显著的良性互动关系,它们之间不是恶性竞争,而是有很好的辐射;

l  此外,江苏和浙江分别以南京和杭州为中心、以交通为纽带,也是具有明晰圈层结构的城市群体系。

除了上述结论,我们构建的这个模型还能计算出总辐射效应,不仅能检验整个区域的溢出效应是正效应为主,还是负效应为主;还能检验不同区域之间相互的溢出效应,比如我们可以检验上海对南京的辐射和南京对上海的辐射是不对称的,我们也分别计算了每一个城市对周边的辐射——结果也如预期,上海、无锡、江阴等这些自身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区域,它们对周围区域发展的辐射效应也很强。这就是长三角之所以成为长三角的原因,顺势而为,不是从1992年开始就把25个城市全部都拉在一起组建城市群。

总结下,根据我们的实证结果,基于政府规划的城市群经济有效性有待进一步的检验,而基于市场规律的经济协调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因此,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在城市跨区域合作的规划中,政府与市场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学者一直绕不过去的,也是政府一直绕不过去的。

3、城市群如果划分不准确,该怎么办

如果城市群不发挥作用,有没有可能这个划分本身是不准确的?如果是划分不准确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观察与总结国外大都市统计区实践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和总结国外大都市城市群的一些实践,毕竟城市的集聚是全球现象,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规律,因此,我们团队就梳理了国外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相关的划分。

美国早在1910年就做了一个“大都市统计区”的概念,有核心区,也就是城市化区域(urbanizedarea)或城市集聚区(urban cluster),还有外围郡县,就是主要用25%通勤比例进行划分的,虽然有一些指标、统计口径做了变化,但直到今天大多数还是以这个为准。我们经常讲纽约,纽约到底是曼哈顿,还是纽约郡,还是纽约州,这不一样的,要看我们的统计口径,拿什么东西比较,我们更倾向于用“大都市统计区”这样来比较。

加拿大跟美国差不多,以“大都市人口普查区”来做检验,提出了人口密度大于400人每平方英里,腹地是50%通勤率。

英国有一点不一样,英国叫“通勤区”,要求至少75%的劳动力于此区域就业,并且于此处工作的至少75%人居住于此区域。

日本是“都市圈”和“都市雇佣圈”这两个概念都有,大都市圈是以中央制定市、由l个或23个人口规模在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中心城市和若干50万人以上的邻近城市组成。同时,外围地区到中心城市的通勤率不小于本身人口的15%

我们也做了梳理了一些国际组织的划分方法,比如欧盟提出了“三层级区域单元体系”,OECD提了“功能性城市区域”。

中国城市群与大都市区统计

依此类推,我们算了一下中国的大都市统计区,中国到底有多少大都市统计区?在这里,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我认为大都市统计区比城市群的概念更准确,而且,大都市统计区在今天的中国,可能比城市群战略更加紧迫,而且更加可操作。

怎么划分呢?传统方法常用人口密度、通勤就业等指标进行划分,我们用夜间灯光数据、遥感数据来看城市的蔓延和城市群的蔓延,来看空间形态;我们还用到的划分数据包括经济投入产出表、城市间铁路客运量等,以城市间铁路客运量为例,所谓的城市群或者都市群,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城市群内部之间的城市联系很密切,而铁路客运量就是一个很好的相关衡量指标,大家知道铁路运输有层级轨道,我们就用网络爬虫的方式,得到了全国300多个高铁站点每天高铁客运量的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城市群划分的检验;此外,我们还用空间溢出模型来做中国的城市群,之前只是用这个模型来刻画了长三角,但事实上,我们依此类推,可以在全国层面来进行检验。

现在,按照我们的划分结果,中国有100多个大都市统计区,但是,如果一些指标放低一点的话,我个人觉得中国不止100个大都市统计区,到地级以上、人口规模200万以上的城市,都有可能形成大都市统计区,这个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因地制宜。

不管中国到底有多少城市群,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发挥城市群的作用,因此,政府推出的政策首先要促进同城化效应,在交通同城化的基础上要促进人口居住的同城化,通勤就业同城化,以及产业布局同城化等;其次,要促进多规合一,前面也讲过了,每一个城市之间的规划要合一,不能你自说自话;第三,要合理确定城市边界,要在地理边界、行政边界和经济边界之间形成耦合。

另外,我个人觉得,除了在实证方面的突破,我们还要在理论上进行突破。

第一个突破的方向,在于中国今天空间的形态、空间的实践已经足够丰富多彩了,中国是一个空间改革的实验场,我们应该有一批学者来协同合作,提出中国的一个空间形态。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的空间形态很独特:第一是城市群比较大,第二是高铁的空间联系比较密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子,高铁发展这么快,城市之间的联系这么强。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说有一个巨型的城市区域,通过高铁联系的城市群与城市群扎堆产生。2016年中国的高铁要提速了,从每小时300公里提升到350公里,而其实中国高铁现在实验的时速能够达到600公里,所以,现在上海到南昌3个小时,上海到武汉估计也是3个多小时,将来有可能1个小时,1个半小时,这是有可能的。未来30年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的?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空间形态,现在美国人所界定的巨型城市区域所不一定能概括。

第二个突破的方向,就是打通城市经济学或者区域经济学的尝试,我们知道空间经济学包括三块,一块是国际贸易,一块是区域经济,另外一块是城市内部。我们现在几个团队想干的一个工作,就想把单个城市的单中心城市变成多中心城市,也就是变成市辖区-城市-都市区-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区域这么一个分析框架。经济学再也不能忽视空间了,否则就要作茧自缚了,而且作为学者,我们也需要把中国故事说出去,不能让人家来引导我们的概念。

五、如何推进研究

最后一个我想做一些寄语,我告诉各位,我们的研究仅仅是开始,跟我们未来五年十年要做的工作,现在仅仅是一个影子,那么,怎么推进研究?我们做了很好的探索,尝试使用众筹、众包、众智推进中国城市与区域研究。

我们在其他的场合都说到了大数据互联网对科研的影响,在研究城市和城市群上,单一的学科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弱化学科边界,弱化行政边界,要把GIS、地理学、社会学、城市规划、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生态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都要用上,鼓励单个学者之间的合作,鼓励自媒体。我们做了这样的尝试,比如说我们建立了“中国城市与区域实验室”这么一个微信平台,关注的对象除了我们经济学之外,还包括地理学、城市规划、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一些研究者,是大家共同的平台,探讨的问题很专业。

另外,我们科研组织方式非常有趣,最近我们做了很多的探索,比如建立微信讨论组,针对一些特色的选题在微信进行讨论,如果讨论完之后觉得有必要见面讨论的,我们再办一个研讨会。比如今年我们跟上海社联合作的一次会,我们通过众酬举办了这个会议,邀请微信里很多素未谋面的一些学者来开这个会,4月份开的会,6月份有8篇文章发表出来。采取这种众研众包的方式,设定选题,把一些感兴趣的人拉到一起,网上讨论或线下专题讨论,这就是知识的分享。

我们也有其他的众筹项目,比如众筹的中国百城调研数据库,我们希望能做成宏观数据+地理数据+调研数据相结合的中国空间数据库,具体作法是在全国选择100个城市深入进去,把每一个城市的经济数据、宏观数据、地理数据和一些社会调查的数据综合在一起。

另外,我们也开展了图书的众筹,我们有一套宾夕法尼亚大学介绍美国城市群的十本书的众筹,不是由我们团队来翻译,而在全国招标有时间、有兴趣和有能力的学者来翻译;关于中国城市群的著作,我们也在做,如果中国存在十个城市群的话,我们就和各地的高校学者合作,每个人负责其中的一块,比如说珠三角城市群,我们请中山大学的一些学者来做,交代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交代城市群发展的一些故事和经验;我们还有一套著作是关于美国大都市区的著作,这是跟密西根大学的教授合作,利用他们的美国大都市统计区数据,来对美国的大都市区做一些分析,这个工作也是众筹众包。

我一直说,我们这个团队要培养这三个意识:跨学科意识、大数据意识、互联网意识,要众包、众筹、众研建设区域科学研究的学术基础设施,包括数据库,包括基础研究的项目,来共同研究,大家要分享、分担、抱团。我希望我们的城市研究方向、区域研究方向,应该有这么一个生态,来共同促进中国城市群的研究。

 

《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本刊与国际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以及Foreign Affairs建立了版权关系,并进行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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