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改革与新常态

本文选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在第81期【鸿儒论道】的精彩演讲,未经本人审阅。

一、当前经济形势

关于对目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包括我们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简单来说大概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看当前的经济形势。第二个从政策的角度来说,需要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最后简单跟大家讨论一下,我觉得未来新常态,如果有的话,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最近这一段时间,直到4、5周前大家都很悲观,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不断往下走。2008年时增长速度使劲下跌,主要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经过刺激经济开始好转,2010年开始往上走,到2011年则开始不断回落。一开始是GDP增速跌到8%以下,到现在已经连续四年的增长速度不及8%,去年则跌落至6.9%。这个变化我觉得和我们最近的很多国内外的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可能是有变化,可能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在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变得信心不足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在不断被动地往下调整我们的增长目标,每一次调整完后出来的数据又和我们的期望目标总是差那么一点。这个感觉可能不太好,信心也难免因此受挫。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

我去美国出差,在纽约见一些投资者,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说,过去我们一直相信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最有能力的政府,就是说要做什么,一定能做到。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一些变化,说要增长目标7.5%,最后出来一个7.4%,说是增长目标7%左右,最后出来一个6.9%,感觉总是有点不赶趟。但是这个数字我们大家都知道,过去说的是7.5%左右,或者是7%左右,其实都是在这个区间的,但是看到的是每年都在往下调。今年调到6.5-7%,最后出来一个什么数字,大家可以猜测。投资者怎么看待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一个方面,但对于我们关心经济和政策的人来说,一个更重要也更根本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导致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一般来说,在经济学的思维和分析框架里,大致就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周期性因素,一个是结构性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有一些周期性的因素,但非主要因素。过去出口是中国经济主要增长动力来源之一。在2000-2007年,中国的出口增长年均22%,去年则回落至-5%。简单比较这两个数字可以知道,我们的出口从过去还算比较正常的增长速度,到今天我们认为不太正常的增长速度之间,有将近25%的绝对差值。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很多人提出来两条,第一是说,我们现在增长不好,显然是因为出口不好,出口不好是因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力度不够,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不好,显然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原因。第二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而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所致,也许我们应该采取力度更大的刺激政策。所谓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干什么用的?就是反周期调节工具,经济增长下行,如果是周期性因素,就用反周期政策来支持。如果赞成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是周期性因素,必然会导致建议采取更大力度的刺激政策。

但我想提出来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里存有一些周期性因素,但这个周期性因素有可能不完全是全部都可以恢复的。简单的说,我们过去出口增长是22%,现在是负增长,当然有可能恢复,恢复到5%或7%,甚至是10%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还有没有可能,持续回到20%以上的增长速度呢?我觉得可能很困难。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大国经济。小国经济时,出口增长对世界经济影响不太大。大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购买力对国际市场的交易价格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我们现在的出口份额在国际市场占比12%,假定继续保持25%的增速,那么每年我们的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比就会上升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们在不断挤占别人的市场份额。这在国际政治上难以为继,更不要说我们现在的经济规模已经很大。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过去出口高速增长正好是全球化时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化政策在各个国家出现了一个变化,一些国家已经不像从前一样支持全球化,很多相关政策已经开始修正。从全球市场来说,即便全球经济能强势反弹,出口市场还能不能反弹,这是不一定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周期性因素,但是周期性因素在未来的修复反弹空间有限。

第二个是结构性或趋势性因素。全球范围内一个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水平越高,增长速度越低。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时,人均GDP是200美金,今天我们人均GDP达到8000美金。显然和过去相比,我们的增长速度在慢慢下降。我的同事林毅夫教授经常说“后发优势”,就是说你越落后,越有可能赶超快速增长。我们现在的后发优势已经下降了,增长速度回落,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左学金教授还提到,我们现在人口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劳动人口减少当然对经济增长会有影响。

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到底如何?现在争论很多。我们曾经召集很多经济学家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景到底怎么样。会上争得一塌糊涂,到会后快结束时,我说那你们每个人说一个数字,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可能保持在什么样的速度?后来发现一开始他们争得很厉害,最后数字惊人接近,都归落在6%-7%之间。当然我们没有邀请美国的一些投资者,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很快就要崩溃了,甚至有人说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只有2.5%的增长了。与会的主要是主流机构和学者,大体上认为经济增长速度要下来,或者是已经下来了,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变化。这两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当前减速和未来发展,其实很有意义。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其实都很重要。

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时候,我特别想提出来一点,如果仔细看数据,其实可能不完全都是悲观的信息。举几个简单例子,第一个我们服务业的扩张速度非常快,服务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的比重。当然有的专家说这里头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营改增,税收改革导致有很多原来工业企业里有一小部分服务业的活动,现在因为有一个税收便利,很多企业就把这一块服务业单独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公司,获得税收上的一些优惠。在这一块可能有一些统计上的重组变化,但总体来说服务业发展不错。我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是我们的消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

总体上来说,我感觉不到中国经济崩溃论式的悲观。现在大众消费类表现不错,以院线为代表的文娱产业和电商网购都持续火爆。并不是经济没有问题,经济下行压力明显、问题很多,但并非所有产业全线崩坏。过去,决策者最担心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就是失业大幅上升,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劳动工资还在上升。有专家提出,就业数据是一个滞后变量,经济下行期的失业率统计在当期无法充分显示出来。1998年政府提出来经济增长要“保八”,其背后动机就是为了保就业和保社会稳定。当时全国劳动人口每年增长800万人口,现在开始减少,大概每年300万人口到500万人口的减少,显然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在发生改变。

但是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新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仅阿里巴巴一家及其相关公司就创造了约1000万就业机会。所以更重要的就是,工资状况虽增速下滑明显,可依然维持着正增长。此外,劳动力市场同时出现了明显分化,大部分行业的工资还在增长,但采矿业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和大宗商品市场变化或有关系。

除周期性变化和趋势性变化以外,中间还有一个结构性挑战,即中国经济处在新旧产业更替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过去30余年保持着近10%的增长,驱动力何在?经济学家常喜言之,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出口。过去普遍认为中国的消费一直相对比较疲软,主要靠出口和投资。出口和投资背后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制造业:一端是我们的江浙、广东一带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另外一端是西北、东北一带资源密集型的重工业。这两端制造业实际上就构成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一个核心力量。前一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是支持中国出口扩张的一个基本力量。后一端资源密集型重工业是支持我们过去投资扩张的一个基本的力量。中国经济10%的高速增长,也可以说是投资和出口的高速扩张。

今天碰到的困难是什么?这两端的制造业都已难以为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人力成本上升以后,很多产品已经失去竞争力。所以江浙一带很多企业现在都面临着困难。另外一端,东北、西北的重工业,包括煤矿、钢铁厂、氧化铝、建材等很多公司,产能过剩严重,且出现问题的多为大公司,经营转向调头不易。这两个行业现在基本上都很难支持经济的高速扩张。

若说中国经济经历了硬着陆亦不为过,但我们有相当一批产业升级做得比较好的企业,譬如家电、大型机械装备、电信、互联网,以及3D打印机、无人机、机器人等新兴概念行业,生机勃发、各呈亮点。我看到的是一个两极化的经济,一端确实非常冷,但另外一端则极具活力。财新的新经济指数显示,新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持续上升,传统制造业比重则在不断下降,且这样势头非常明显。

传统经济表现出显性特征,易于观察得到,而新经济表现出隐形特征,不太容易观察到。所以我们用传统的观念来看成熟企业,有很多形势确实不好,这很正常。但是我们可能需要把两个方面合在一起,更能解释我们今天中国经济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旧的经济往下走,新的经济在往上走。但是到今天为止,新经济行业的规模和体量可能还不够大,未能完全抵消旧经济产业在失去竞争力的速度。所以总的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还将继续下行。

从中美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率(ROE)变化可以看出,在全球危机以前我们的回报率很低,但是我们在不断逼近美国的水平。在全球危机爆发期间,两国的投资回报率基本同步变化,但全球危机结束后,这两个数据又开始产生分化,我们的回报率在不断往下走,美国的回报率在不断往上走。

这个简单的数字告诉我们两个事情:第一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你对中国悲观并不奇怪,因为你的回报率都比不上别人,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差距在扩大。但另一个方面,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在过去做得不错的公司,过去上市的公司都是过去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属于中国经济当中有竞争力的企业。现在我们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所以回报率下降不完全准确反映中国经济宏观的变化。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现在碰到的新旧产业更替变化的挑战,有一点像我们经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挑战在于,能否在成本提高以后,再发展出一批有竞争力的新产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我今天不展开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简单一句话,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多,跨过去是很困难的。世界银行有一个数据,在1960年,全世界有101个国家被纳入到所谓的中等收入区间,50年后有13个经济体跨入高收入经济,剩下的88个经济体还处于中等收入经济。总言之,新旧产业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痛苦和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和韩国在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后,出现劳动力开始短缺、工资上升问题,原来很多低端制造业难以为继。但恰逢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所以韩国、台湾、香港的低端制造业多迁移珠三角,但同时引发产业空洞化问题。但回过头来看,这三个经济体都走过来了。韩国、台湾、香港走的不是一样的路,韩国走向大公司和制造业,台湾选取代工、小企业和研发方向,香港则是服务业导向。但这三个经济体的成功转型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基本上保证了充分就业,二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都跨入了高收入经济体。

对于当前中国两端制造业面临的困难,我看法不一。江浙一带的制造业企业群体的发展前景我并不太担心,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企业责任和企业活力能够带领地区经济走出转型阵痛期的可能性较大。但我对东北这一端的制造业企业调整和转型则较为悲观,较多城市在单一产业布局和单一大型企业结构且雇佣人口极度集中的现实之下,使得企业在面临产能过剩时,掣肘难行。我们面临的挑战其实是一个结构调整,不完全是周期性变化,也不完全是趋势性的变化。

近期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信心也有普遍回升。那么究竟是什么引起了第一季度以想象不到的回暖?我们最后发现引发改变的还是投资。我们一般说投资有三大块,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目前基础设施反应还不明显,但我觉得基础设施很快就会上了,房地产已经有所回升,也已经看到了,制造业还相对比较平稳,还没有看到回升。所以基本上能得出结论,我们这一轮经济的回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但投资者和学者还有很多争论,争论的问题在于这样的经济回升或回暖初步迹象能持续多久?我个人认为,这次经济回升在很大的程度上跟政策作用有关,房地产市场投资需求增加或来自去库存导向。如果继续刺激房地产市场,还能支持中国经济多长时间?我尤为担心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两极分化,基本上可以把中国城市分成两类,一类是人口净流入城市,一类是人口流出出城市。人口净流入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相对稳健,需求旺盛、库存不多;人口净流出城市库存较多、需求不旺、价格疲软。

从宏观上来说,我们的生产效率也已发生很大改变。经济学里有一个衡量指标叫ICOR(增量资本产出率),即生产一个单位增量的GDP需投入多少单位增量资本。这个数值的上升,意味着每生产同样一个单位GDP需投入的资本量越来越大。核心含义即同样的政策再去刺激,效果越来越差。也就是说如果为了追求同样的增长速度,所需更大力度大和更大量级的刺激政策才能达到目标效果。从数学角度上看,刺激不可持续且难以持续。即使我们下决心要刺激,刺激的效果已变得越来越不如过去那般有效。

二、中国经济下一步

中国经济下一步如何走?继续刺激还是攻坚改革?结构改革步伐缓慢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大家都不愿意改革,都希望最后货币政策刺激。通过刺激资产市场来支持经济增长是有相当的风险。短期内在宏观上去杠杆是很难,微观上要去产能就必须对负债比较高的企业下手。我相信,政府提出来重视供给侧改革是与此相关的。

去库存似乎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结果,房地产投资有所回暖和房地产市场去库存的系列政策相关。关于去杠杆,我的结论是,短期内在宏观上去杠杆很难。微观上要去产能就必须对负债较高的企业下手。从国际经验来看,去杠杆是一个很难的工作,一般来说较难成功。一般来说途径分为两种:一是通过经济危机甩掉坏账,二是企业通过违约化解债务。当然,还有一种模式叫做债转股。但去杠杆以后会面临何种境况则是下一步的问题。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觉得比较难。假如我们以常用的M2/GDP,或者总债务/GDP指标来衡量。我们现在M2的增速在13%左右,GDP增速在6.9%,假设我们现在的缩减指数0。杠杆率是债务占GDP之比,而现在这个分子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分母的增长速度。去杠杆就是要把这个比率数字压下来,压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分母长得快一点,让分子长得慢一点。大家想象一下,在短期内有没有可能把M2的增长速度压到名义GDP的增长速度以下?短期内是很不可能,其实去杠杆就是很困难的。当然对于这个指标,我个人是有一些疑问的,总债务和M2都是存量指标,而GDP是一个流量指标。但不管怎么说,我的看法就是,短期内去杠杆可能比较难,更可能是做一个中长期目标。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任务是去产能。我们经济当中确实有很多僵尸企业,大家都知道我们总理经常抱怨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家也怨声载道,融资成本攀升让实体经济举步维艰。所以政府在过去一、两年,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去年夏天我们受国务院委托做了一个第三方独立评估报告。发现金融支持不支持实体经济的原因是金融资金在空转,整体信贷增长没有明显下降,但是GDP增长明显在走低。同样的信贷能支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下来了,反过来可以说资金的利用效率在下降。

这里头有很多具体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明显,就是我们的经济当中有很多本应闭门关张的僵尸企业还依然在吸取“信贷”以借新还旧,占有了很多资源却没有创造新的经济活动。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很多的地方,有僵尸企业比较多,民营经济就不太发达,创新活动比较少。去年政府提出来要重新振兴东北经济,我们就组一个团去东北考察调研,看到底能不能想一些办法。东北经济为什么这么困难呢?他们就抱怨,第一区位不好,南邻北朝鲜、北接西伯利亚,缺乏边境经济合作机会。第二气侯不好,冬季酷寒蛮长,可劳作时间短,经济活动少。第三产业结构不好,基本都是过剩产业。第四民营企业少,当国有企业遇到经营困难,也没有有活力的民营企业补位。第五年轻人大都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大批国有僵尸企业苟且残存导致资源分配错位和低效运转,不但造成持续的通缩压力,还遏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妨碍新经济部门成长。

对比来看,深圳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经济有活力、创新也活跃,金融当然地发挥着支持企业发展的功能。但是这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深圳自2001-2003年始就没有国有企业的存在,经济发展环境宽松、政府强制约束较少。僵尸企业能否有序破产清退,对供给侧改革尤为关键。

相较其他领域,金融改革常有单兵突进,领改革之先,但现在水深步缓确实明显制约了经济发展。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出多年,目前任务还剩下两个:一是风险定价,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利率市场化步伐缓慢有很多具体原因,我个人觉得,这与市场存在很多软预算约束的企业有关。如果市场上存在大量无偿付压力的企业肆意借贷,利率放开可能会出问题。所以一定意义上说,这些企业的存在不仅影响总体经济增长,还压制了资金资源效率。所以今年我们把去产能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政策任务,我觉得是很对的。去产能碰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由谁来判断哪些是僵尸企业,这个过程很重要。如果是通过增强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去产能,最后能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其实很难说。简单来说,去僵尸企业就是要强化市场纪律,减少行政干预。

最后所有的改革都要落在两个点上,第一点是支持已经失去竞争力的旧产业和企业平稳退出,包括供给侧改革里头的去产能。去产能难在两个字:人和钱,即人往哪去、钱从哪来。解决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首先的问题就是,谁来判断谁是僵尸企业。简单来说,就是强化市场纪律。第二个改革要做的事情就是需要设计和创造更多的机制,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包括金融改革与创新。金融改革最后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在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之间,达到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二个要创造很多新的融资形式,满足创新和升级的需要。我们常说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其根源就在于金融系统里的双轨制。

三、经济新常态图景

未来中国经济会怎么样?我的看法是谨慎乐观。乐观来自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对它的乐观更多的是对市场的信心。现在中国经济有很多困难,但凡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经济都还可以。即便江浙这一带,现在很大的困难,我仍然觉得他们很有可能可以走过来的。深圳和上海都迈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行列。市场的前景非常大,只要不出大问题、犯大错误,经济往前走似乎是可以预期的。第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过去金融部门、国企部门积累了很多风险,这也考验政府能不能在碰到较大困难时做出有决断性的处置和回应。最后一点支持我的谨慎乐观的原因,大家不必觉得惊讶。即便我们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也不会是世界末日,韩国就是发生了金融危机以后走出来的。恰恰很多国家是经历了一定的危机以后,才促使改革发展完成突破和转型的。

最后我的一个结论是,和我们的改革方式有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两个双轨制,一个是国有企也和民营企业的双轨制,一个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这两个双轨制导致了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结构失衡越来越严重。我们当时有一个共同结论或共同预言,2011年在中国经济将面临下一次转型,从过去的经济奇迹走向常规发展,今日用时髦的说法则叫“新常态”。在我们当时的想法里头,所谓的常规发展,是说中国过去增长和别的国家不太一样,一方面是基础比较低,增长速度比较快。另外一方面我们过去的增长,确实是有很多扭曲的因素在支撑着,但是这些扭曲是不可持续的,未来要取消。所以很可能会越来越走向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差不多的这种增长模式。

那么,什么图景符合关于十年后的中国经济猜想?十年前的中国,纺织女工在织机前成排劳作、钢铁工人勤作冶炼、大型购物中心鳞次栉比。十年后的中国经济,我的展望是是工厂里智能机械代替人工、电子商务和物流高度发达,当然以及可能会面临当前日本社会所经历的人口老龄化。

 

《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本刊与国际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以及Foreign Affairs建立了版权关系,并进行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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