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声,逃离和自由:移民对母国制度的影响

本文选自加图研究所,作者为Michelangelo Landgrave 和 Alex Nowrasteh。

 

拥有自由经济、法治以及有效制度的国家,比那些缺乏这些的国家更加繁荣。像哈佛大学的George Borjas一类的经济学家们,却很害怕外来移民会带来坏制度,足以在未来覆灭美国这类一流国家的好制度,并降低经济增速。幸运的是,并没有很充足的证据证明移民会危及发达国家的自由经济,甚至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会对他们母国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造成相应的影响。

发声和逃离

一个国家的制度如果很差劲,那么该国的每个个体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方法去改变现状。一是通过投票或者抗议,经济学家Albert O. Hirschman称之为“发声”;第二种是移民,Hirschman称之为“逃离”。这些选择在现代通信手段实现之前是互斥的(即不能同时发生),但是现在,移民们通过发声可以直接对母国的某些政策表示异议,或者从国家发展和安全角度出发,与国内的反对党及相关组织合作并提供资金支持。在某些情况下,移民甚至仍然在他们的母国拥有投票权。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发声”和“逃离”的移民者们是如何在国外对母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施加影响的。

逃离

移民有两个主要渠道来影响母国的制度:第一个渠道是影响公众的意愿,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那些赞成自由市场和民主改革的人移民了,那将会加强这个国家原有的统治并且拖延改革的进程。例如,在很多贫穷的国家,这些移民的技术工人都是很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能提出改革或者抑制改革的建议。幸运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选择了支持改革。

更多的“可退出机制”可以加速低发展程度国家在制度机构安排上向发达国家靠近。移民人口的规模对于母国的制度机构变化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存在着一个临界点,但是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文献讨论出这个节点在何处。大量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和佛得角,通过很多积极的政策导向,使得各自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达到了10%和30%。

19世纪欧洲的集体出境移民促进了瑞典和爱尔兰的制度机构改革。大体上有四分之一的瑞典人移民了,其中包括很多想要成为改革者的人。为了阻止这些移民者外流,留下来的那些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们遵循古典自由主义的方法采取有力的措施实行改革。对于改革派最为强大的支持就来自移民率最高的地区。

爱尔兰的集体移民同样也促进了制度机构的改革。爱尔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有过好几波以英格兰、美国以及其他盎格鲁人国家为目标的移民。很高的移民率直接导致了对爱尔兰国家未来的关注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

政治精英们通过支持人权以及不参与二战等提升社会条件的方法对如此庞大数量的移民给予回应。

“逃离”的威胁甚至也反作用于地方政府。在美国,市政府必须通过以低价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来避免纳税人们移居到其他的城市。相似的制度竞争有时在整个国家的技术工人中发生。

提升与那些决策执行者讨价还价的政治能力是另一种促进国内制度机构发展的渠道。移民们可以创造一个降低异议成本的安全阀,因为他们可以自由的离开。这种方法可以促进专制国家的改革,比如冷战时期的东方集团限制移民出境就大大提高了异议成本。特别是东德为了防止人民出逃至西德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限制措施。在发达国家,限制移民出境能减缓技术工人流失的速度,但对专制统治来说会提高政治异议的成本,并且延缓对落后国家财富生产的制度机构的改革。菲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的古巴是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实例。但是它也会偶尔放松移民政策来缓解国内政治压力以稳固统治——特别是1980年的升船机偷运事件。这些都为古巴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加强了它的政治统治。

“逃离”之后的“发声”

移民们可以不返回母国就直接影响它的政治制度机构的安排。例如,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就一直在资助反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控制墨西哥政治的机构革命党(PRI)的活动。移民们的资金支持降低了选民们对PRI提供的类似公路和学校等公共产品的依赖。这就减少了公民投票反对PRI所需付出的代价。移民们也同时向国内传递政府透明等文化和价值准则。这些都大大帮助了VicenteFox 在2000年的当选,他成为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墨西哥第一位非PRI出身的总统。

然而资金支持所造成的影响也并不全是积极的。它会在短期内加剧腐败并进一步削弱制度机构的“品质”。那些接受资金援助的人们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来被那些腐败的官员所掠夺。除此之外,资金支持也会降低那些接受的人参与选举政治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现在不再过于依赖国家的援助就可以有一份可观的收入。

尽管如此,从长远角度看,移民们的资金支持与“发声” 互相影响,往往会对国家制度造成间接的正面效果。随着受助者们越来越少的依赖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医药与学校,也越来越不避讳政治报复,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移民也会寄钱给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同乡会”(Hometown Associations HTA)这不仅减轻了对国家馈赠的依赖性,也同时建立了公民社会,提高了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减少对国家资源的依赖性也会使得一党专制的集权主义走向民主。移民们提供的资金支持也可以用来资助反对党。

移民们“逃离”母国后会不会给自己的母国带来正面的影响,往往在于他们是否去往制度健全的国家。没有证据证明在不同集权主义国间中来回迁徙的移民,回到母国后倾向于鼓励自由市场,或是推动民主政府的。举个例子,许多摩尔多瓦人在90年代末期移居俄罗斯和西欧(以意大利为主)。摩尔多瓦国内,受摩尔多瓦西欧移民影响的地区对共产党支持大幅下降,而受摩尔多瓦俄罗斯移民影响的地区则更加支持共产党。从摩尔多瓦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比起俄罗斯来说,意大利能更好的传播自由主义。

移民如何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也导致不同的政治结果。萨尔瓦多移民普遍赞成通过HTA资助公共工程,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帮助同胞。多明尼加共和党中的移民支持移民的投票权。因为移民的行为方式,萨尔瓦多和多明尼加政府他们看作跨境民族国家里有价值的成员,这使得后者行动时有更多自由。“逃离”之后的“发声”可以改善原籍国家的制度,但这些“逃离”的移民究竟能够在何种意义上影响母国,还与他们逃离去往的国家和他们选择改变母国制度的方式有关。

归国之后的“发声”

一些移民在归国后通过提高“发声”的影响力去改变他们母国的制度。归国的移民常常带着新的想法,也称作社会资助,即采用完善的,高质量的政治制度,自由的思想,现代化的高标准去要求一切,从生产力到科技到政治系统的运行。社会资助也许发生在离母国相对遥远的地方,但当移民们归国时,影响往往是极其深远的。

佛得角的移民,从美国,葡萄牙工作归国后要求更民主,更自由的政治改革,更高的政府透明性,导致今日的佛得角,一个岛屿国家,拥有强大完善的政治制度,并吸引了许多非洲大陆的移民。仅有的数据表明,从2010至2013之间,佛得角在世界经济自由(the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的排位上升至第33名。在与其他撒哈拉以南的国家比较时,佛得角也常位列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排位前几名。佛得角历史上选举后的政治权利过渡也很和平。

波兰工作移民从英国归国后,用提倡欧盟的一体化系统的方式改革去改革波兰政治体系。尽管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另一些从欧盟归国的移民并不试图改革国内的体系—他们更倾向于延续欧盟一体化制度和自由活动区,也叫做申根区。

墨西哥有归国移民的家庭对完善的经济,政治体制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要求公民事务中尽量不含带宗教因素。他们也更倾向于支持LGBT社区(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社区)的权利。同性恋婚姻如今在墨西哥一些西北部城市属于合法行为,墨西哥西北部也同时是多数墨西哥美国移民的出生地。从欧洲归国的摩洛哥移民也同样对于政治体系,性别平等有更到的要求,而从其他阿拉伯国家归国的移民们则不会如此的崇尚古典自由派。

并非所有移民海外者在归国时都会带会不同的政见。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菲律宾季节性工人与国内未移民者持几乎相同的政见。菲律宾移民从香港日本等制度完善、经济高度自由的地区归国后,也并未受海外工作经历的影响。一项针对马里移民的调查发现移民欧洲往往会改变政治投票的习惯,但海外教育则很少改变政治观点。在民主国家学习的海外学子在国内时会提倡民主,但在非民主国家学习的学子则不会。引进西方对政治制度的看法比起依赖海归学子的教育特色要重要得多。

结论

完善的体制可以快速帮助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移民国外的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改善母国的政治体系。首先可以通过鼓励国内精英放宽制度,留住更多熟练劳动力。其次,通过社会资助,给予归国移民更多直接影响力来促进国家间想法的交流。移民西方的人可以携带更多西方的体制,社会常态,和自身价值回国,改善国内体制的质量。国际间不同制度的衔接可通过移民来加速。

翻译: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童彤、高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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