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应避免人口红利成为负担

本文选自《国家利益》,作者为Mark Fabian

印度经济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其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然而,如果印度的年轻人口找不到工作,那么这项优势就会迅速变成火药桶,近期哈里亚纳邦失业问题引发的骚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印度就业增长的最大障碍是过时的劳动法规。这些法规的改革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进入议事日程,却一直没有进展。人口红利将为印度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因而理应强调实施改革的理由。

2015年,55岁以上人口不到印度总人口的13%40.6%的人口处于2554岁的工作年龄。14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28.5%,因此未来印度仍有充足劳动力供应。

就业增长迟缓令印度难以享受人口红利

然而,按照当前的就业增速,印度很可能无法利用如此有利的人口条件。虽然经济快速增长,增长主要得益于高端服务业部门,这一行业收到了印度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比例。制造业和农业仍低迷。根据工业生产指数,2014-15年制造业增长仅有2.3%,制造业公司在利息、贬值和税收前,销售和净利润方面下降。基于印度经济调查,2014-15年农业增长仅为1.1%

然而印度就业增长不能依赖服务业部门。该行业就业需要一定程度的教育,而大多数印度人并不具备并且印度没有提供,或者包含较低质量的零售工作,特别是街头摊贩。良好的服务业就业是资本密集型,禁止对类似印度等中低收入国家通过昂贵的方式创造就业。只有中低水平制造业能够每月提供百万就业,印度需要吸收低技能劳动力的增长。

不利监管环境阻碍制造业发展

为什么制造业增长如此悲惨?许多分析师评价监管环境对于制造业部门是巨大的阻碍。在这一领域,印度在联邦层面有超过40部立法管控劳动力,在各邦有另外40部或更多立法。这些法律和法规对于基础项目定义都不一致,比如“工资”“工厂”和“周”。

印度劳动力管理是谈判的噩梦,使得企业通过巡查员制度利用贪污的官员。这些立法能够简单的合并成具有统一定的5条法案,减少雇佣劳动力的附带成本,自21世纪初一直在讨论细节。

其他需要改革的领域包括强制劳动力合同条款,将工资同生产率分离,比如强制的奖金支付,关于组织和企业流程过度详细的条款无法改变技术和最佳实践,工业纠纷法案,要求有超过100名雇员的企业,开除任何一个员工都需要政府批准,这不可避免的阻碍他们从一开始雇佣员工。

一个观点认为这些法律不是造成制造业增长低迷的原因,因为工业家能够绕开他们。邦法院和政府对于非合同职位的合同工就业,开始熟视无睹。

但是这一观点被数据驳斥。有大量拥有就业规模的企业集群受到立法的影响,表明立法有实际阻碍的影响。实证研究也发现各邦更大的制造业增长需要自由的劳动法。

如果企业满足雇佣合同工,合同工法律工资和正常员工环境超出市场出清水平并造成失业。有特权的就业仅占印度劳动力的20%,正常部门就业不应该在损失失业的情况下,或者大多数劳动力的危险工作。

更重要的是,国内企业同劳动法有必要的联系,而外国企业没有。印度急需外国资本提供目前所需的制造业竞争性增长。这一投资在规则改变前不会发生,由于海外的外国企业,其雇佣了数千员工,并不仅仅是100人,不会承受印度复杂监管环境的协商成本,他们有其他选择比如孟加拉或越南。

制造业增长缺乏也被认为是全球需求低迷造成的。在全球金融危机世界贸易增长放缓时,孟加拉的纺织品,和越南的鞋和电子器件,均享受了稳固的出口增长。印度相比这些国家,工资和技术具有竞争力,但是没有提供一个受欢迎的企业环境,企业离开中国是由于工资增长超过印度。

中央政府短期能对劳动法的修正非常有限,因为国会在上议院限制这一事项。同时,政府愿意允许类似拉贾斯坦邦继续改变,并承诺当改变到来后,劳动法改革是有效的,发展基础设施。影响经营放宽的改进因素有所进步,并引入了重要的新破产法。

然而,印度政府也应培育劳动力法规改革步入正轨所需的选民基础。征地制度改革的失败就表明变革动力缺失的危害。为解决解决此问题,印度政府应在国会中建立推动改革所需的联盟,而不是满足于与反对党对抗。

 

《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本刊与国际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以及Foreign Affairs建立了版权关系,并进行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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