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库

SIFL论坛之大国经济之路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否持续？ 中国要在世界经济格局的扮演怎样的角色？ 当下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又将带来中国何种挑战？ 主讲：Stephen Green （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 讨论嘉宾：朱南松 （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主持：李华芳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时间：6月19日下午3：30-6：00 地点：九间堂会苑 （上海浦东芳甸路599弄1号） 主办：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支持机构： 证大投资 博石资产 中信出版社 2010年6月19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了第二届SIFL论坛，由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Stephen Green）主讲，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乔依德秘书长和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朱南松总裁评论。来自研究机构和金融业界的专业人士参加了这次论坛。在论坛上王志浩从GDP、劳动力和出口三方面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作出评价，王志浩认为中国的GDP数据存在水分，并且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来自交通运输和电力、水泥等资...

李华芳：何以此时说汇改？

6月19日，中国央行新闻发言人发表《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讲话，指出：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时机，在金融危机后，在G20峰会前。那么，何以要在此时重提汇改呢？ 美国的压力 从国际范围来看，早在2005年7月21日，央行就做出决定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且放弃单方面盯住美元，改盯住一篮子货币，尽管在篮子上面始终蒙了一层布，外界看不清楚篮子里的货币构成。此次新闻发言人的说法与6年前一致，但并没有多大的突破。仔细审视字里行间蕴含的信息，我们不应该认为汇率改革的进程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仍旧是谨小慎微的举措包装在巧妙的措辞中。从2005年以来的汇改，最关键的问题是，并不是持续不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而是在“有管理的浮动”方面下功夫。当然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国经济在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抢眼，使得“有管理的浮动”这种“管理”方式得到了决策层的肯定。不过明显的是，从2005年7月到2008年10月份实行的有管理浮动，到金融危机爆发后被...

思想库报告270期

宏观经济与金融 韦森：正在成型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可能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最方便的概况，但是否真的存在这种模式？韦森认为，目前可能正在形成一个前所未曾有的独特的“中国模式”：一个强势政府主导甚至统御市场的模式正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逐步成型。但为了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和人民的久远福祉，中国应该进一步把构建“民主法治下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确定为我们下一步的社会发展目标。 信息公开 李华芳：预算改革要进一步更进一步 马光远：取消“预算外资金”这个怪胎 就公共财政预算改革而言，今年可谓名副其实的“预算年”。尽管目前公布的财政预算信息很简单粗线条，但预算公开也必须考虑成本收益，实际上，只要老百姓有预算监督的意识，就为知识群体、专业人士、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们提供了进一步推进预算改革的空间。此外，预算外资金资金是扰乱公共财政预算的制度根源之一，其不受监督的特性与提高预算透明度改革相悖，因此，“取消预算外资金”的可能性意义重大。 宏观经济与金融：汇率 郭凯：汇率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钱军辉：汇率、贸易和政治 美国的问题不是人民币汇率导致的，也不可能...

李华芳：预算改革要进一步更进一步

4月1日，发布的继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科技部之后，又有国家统计局、审计署、社科院、国家测绘局等四家单位晒预算的消息，有八大家公布总比没八大家要好，这是肯定的。预算由于涉及利益众多，盘根错节又根深蒂固，改起来不是朝夕可成，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肯定。大家应该鼓励政府继续往前走，要给政府一点信心，公开不仅不会出事，反而能收获更多肯定和支持。也由于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要求一下全部公开，不仅在理论上存有争议，更在实际操作用有困难。 我比较反对不切实际的改革方案。激进方案是赌徒心态，好比说你想一下子“梭哈”，但庄家牌比你大，钱比你多，还不跟牌，你就没法玩下去了。吴敬琏老师说中国股市是一个赌场，小散户玩激进，那还不得落得个在交易所门前裸奔的下场。其实吴老师没说出来的是，中国整体的改革也很像赌场，你得慢慢来，免得过早输光退场。 乐观而言，尽管只是公布了很简单粗线条的信息，从无到有的部门预算公开和呼声日高的《预算法》修订，都是可贵的成果。当然，进一步公开预算细目是接下来要努力的方向，但推动预算公开进一步更进一步，也要讲究成本收益，全民投入推动预算公开，我觉得未免过于浪费，而且实际上全民也不可...

李华芳：【金融城事25】——搅局者深圳

  世博在即，上海或跃在渊。罗天昊在FT中文网发表《上海：“远东中心”梦渐远？》一文称，上海将利用2010年的世博会作为展示远东金融中心的契机，就像奥运会成功凸显了北京一样。但罗天昊认为这不会成功，因为上海已经错失了历史良机，与远东中心之梦渐行渐远。主要的理由是，一来上海在历史上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而长期的计划经济阻碍了上海的活力。随着亚洲其他城市的崛起，以及中国内部城市的发展，上海的影响力被进一步稀释了。 在上海宣布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时候，先后有北京、天津、深圳、重庆、大连、武汉、西安、杭州等宣布要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并且罗天昊指出：相较上海，深圳背靠香港，未来的省港一体化，将给深圳带来巨大的机遇。使其战略纵深远超上海。 但这真的会成为深圳的机会吗？《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批后，深圳拟将特区扩大到龙岗、宝安及光明新区，如此，深圳特区的面积将放大到现在的五倍。而正如罗天昊指出的，香港与深圳两地面积3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00多万，两城联合，将解决彼此战略纵深问题；香港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深圳的金融业在全市GDP中的占比已达9％，深港在...

李华芳：为千亿民资寻找出路

最近在温州出现“民资回乡”的现象。2008年末温州市银监会的测算，温州民间资本高达6000亿元之巨。而2009年这一数据可能更高，活期存款的急剧增加表明民间资本出路难寻。民间资本何以回乡？理由并不复杂。首先，原本投资海外的民间资本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收益下降，风险增大，所以选择回流国内。其次，在外省市的投资，一则由于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被不断挤出，最明显的是诸多温州商人在山西煤矿上的投资由于这一轮“国进民退”被迫退出了山西市场；二则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不可避免推高了资产泡沫，使得股市楼市的风险增大，于是有部分资金从中撤出回乡。如此一来，其账面上的直接表现就是短期存款激增。 这也说明在全球救市中被认为最成功的中国，温州的民间资本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出路，不免让人心生疑惑。按照常理而言，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将会带动民间资本参与投资，从而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复苏回暖，并走向下一轮的增长。现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温州民间资本反而彷徨无措，的确耐人寻味。常理上，资本可以办实业、炒楼市、入股市等，更不用说形式多样的金融化使用。无论是何种方式，其带来的收益都将会超过存入银行获...

李华芳：怎样按市价补偿

  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日前表示，目前法制办正在就《征收条例（草案）》征求地方意见，并还将请被拆迁人表达意见，草案修改完善后，将会尽快公开征求公众意见。这也是唐福珍案发生后，立法者终于开始正视原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暴露出来的“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执法主体含混不明、拆迁补偿严重不公”等问题。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可喜的开始，同样也期待新的《征收条例（草案）》能尽快向公众公布，以便公众参与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使得新的条例既符合《宪法》和《物权法》关于公民个人财产的相关规定，同时也使得公众利益有一个满意的平衡。 新旧条例将会聚焦于“公共利益、执法主体、和补偿标准”三大问题的厘清和解决，在这三个问题之中，最容易从法律上加以界定清楚的就是“执法主体”的问题，从而避免再次出现暴力拆迁的局面，尤其是要避免出现开发商代替行政进行执法的情况，避免出现下一个唐福珍。 而难点在于“公共利益”和“补偿标准”。先说公共利益问题，发展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区域经济发展会成为一个政府目标，尤其是在GDP导向的官员晋升模式以及地方财政收入有很大一块来自土地出让...

李华芳：再谈鼓励地方政府发债

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是“调结构、防通胀”，已经明显扭转了2008年的“保增长、促发展”基调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调结构并非朝夕之功即可完成的，一年也不行，事实上中国调结构的宏观政策也已经实行多年，即便在2008-2009期间也是如此。经济刺激计划被要求向节能环保产业有所扶持，并且加大了在第三产业上的投入，尤其是文化产业和医疗服务领域。“调结构、防通胀”尽管表面上并没有触动经济刺激政策的方向，但已经为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留了后路。 事实上，如果要继续维持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遭遇的困境就是财政压力，尤其是地方财政的配套压力。马光远在《地方债务恐成中国经济第一杀手》一文中就强调地方配套可能采用的措施，除了发行地方政府债之外，就是利用城投债等高风险手段融资，以及地方财政违规担保融资。这可能对地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不利于中国经济的远景。 我同意如果不执行退出计划的话，地方财政将会吃紧。但我的解决方案却是继续鼓励地方发政府债。尽管目前地方债的销路其实不佳，但我认为允许地方继续发债将是一个重要的举措。理由是：如果维持经济刺激计划，城投债和违规担保的风险要大于政府债；...

李华芳：通过放开政府债为地方财政解压

  财政部近日下发加标“特急”字样的文件，要求坚决制止正在发生的地方财政违规担保向社会公众集资的行为，严禁出现新的类似行为。违规担保、非法集资，本来就应该被制止，财政部的特急文件因此耐人寻味。 此事的背景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推行了规模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新增中央投资共11800亿元，占总投资规模的29.5％，主要来自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政府性基金、中央财政其他公共投资，以及中央财政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其他投资28200亿元，占总投资规模的70.5％，主要来自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代发地方政府债券、政策性贷款、企业（公司）债券和中期票据、银行贷款以及吸引民间投资等。地方财政要承担的比例不小。 所以各个地方政府需要为缓解财政压力而施展奇招，以地方财政作为担保来筹集资金就是其中一招。当然，这的确是一个违规的做法。财政部的特急文件也指出，《担保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五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

李华芳：改革需要山西模式还是温州模式？

  围绕山西煤改的主要争论，说穿了就是要国有还是要民营。这也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领域反复出现的争论，而三十多年的改革历史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异常清晰，“在中国特色的国情下”，民营化和市场化是出路所在。从乡镇企业的有限度尊重产权，到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就是一个产权界定逐渐清晰的过程。也许有人质疑说，国有企业也可以是产权清晰的。但通过张维迎和周其仁等的研究，我们又发现，这不过是另外一个看起来很美的故事，因为此前的国有企业找不到最终负责人。当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有限度的明晰了部分产权，其结果是促进了企业绩效的快速增长，尽管这可能得益于其垄断地位和整体经济的发展，但依旧表明产权的重要性。 在改革三十年之际，浙江模式或者更精确的“温州模式”是被反复提到的概念。浙江大学的史晋川教授和金祥荣教授等对“温州模式”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其大致的结论是：在一个资源稀缺、环境恶劣、制度不全、道德水平较低的区域，如果政府对市场活动并不进行严格管制，相反还有所鼓励的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尊重民间的产权，那么民间的企业家精神就会通过各种形式动员资本和劳动力，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